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乡村治理：历程、困境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政社合一""政社分设""乡政村治"以及今天的"三治融合"的变迁轨迹。新时代,我国的乡村治理成效斐然,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展望未来,实现乡村善治,乡村治理需要从明确乡村治理主体、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挖掘和开发乡村新业态等方面综合发力。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运行与乡村的内聚程度和结构功能紧密相连,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看作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我国村庄共同体经历了"道义型共同体—强制互惠型共同体—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共同体衰败"的嬗变历程,也出现了关系网络陌生化、公共价值虚无化、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治权微弱化、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共同体困境"。通过对H省L市"屋场会"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方式的考察,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来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对恩施州村级主职干部队伍现状的调研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部分,而村级主职干部则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要力量,我们趁恩施州对村主职干部进行集中换届的时机,对恩施州村主职干部的现状作了一番调研。调研中发现村主职队伍的现状虽然整体比较稳定,但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村主职干部由于工资、养老、工作环境等问题,辞职、工作积极性不高、疲于应付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这一现状是由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引起的,乡镇政府的"悬浮"及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型体制都弱化了国家对乡村的治理能力。"乡政"没理顺,"村治"也就难以达到其实效。其解决的思路就是,一要加强乡村治理力量的建设,二要重新夯实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中间阶层即乡镇政权的力量,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注入资源,而是重塑"乡政"的结构。     

“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治合一”打造乡村治理新体系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建立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夯实自治的基础、守好法治的底线,构建德治的支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村干部工作方式;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全面推进依法治村、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探索"以德治村"模式,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     

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框架构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攻坚下的“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从长远来看,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保障。因此,梳理和分析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以及明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法治困境成为探索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基本任务。一、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价值(一)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客观需要脱贫攻坚背景下的“依法治村”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是应有之义。     

党代表任期制与乡村精英治理的优化

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结构性支撑。当下,乡村精英治理的经验事实虽然一定程度上显现其价值与合理性,但是也面临着公利与私利、制度治村与权威治村、长期性与阶段性等治理困扰,需要逐步改进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浙江等地的基层党内民主实践来观察,乡镇党代表任期制从治理主体、价值导向、行为方式等方面为优化乡村精英治理提供了基础与可能。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宏观指引下,可以通过增强选举制度的系统性、议程设置的公共性、依规治党的实效性等举措来规范以村支书党代表为重点的精英行为,夯实推动乡村振兴的治理基础。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亟待破解三大症结

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亟待破解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症结,即"乡政村治"格局的"结构矛盾"、"以农养政"格局的"不当需求"以及"以官为本"格局的"权力僭妄"三大症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陈睿在《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撰文认为，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之探微

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其运行失当的表现和成因,提出完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乡政村治的体制和<村组法>的实施细则,在乡镇民主制度方面创新.     

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因与成效

村干部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基于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二元结构,村干部具有角色上的二重性特征。村干部职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正在全国推广,造成村干部的国家性加强和群众性弱化,不利于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农村基层治理要继续保持乡政与村治二元结构,村干部制度建设应当服务于村民自治体制激活,村干部职业化应保持在一定限度。     

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速推动乡村善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聚焦审视"三治融合"的元问题,有助于更加精准地部署各项治理工作。自治贵在促进乡村主体自觉行动,法治重在乡村地区下沉现代法律规则,德治则必然要求重新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后以多元化的合作治理推进乡村善治。但当前,部分乡村却存在自治主体缺位与迷失、行动规则破碎与解体、乡土文化衰落与断层以及合作治理迟缓与乏力等难题,直接阻断了"三治"工作开展及其高效融合。为此,既要加速激发乡村治理主体自觉,重新培育乡土社会的行动规则,也要再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并推进更加完善的乡村合作治理。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数字赋能乡村“智治”

<正>“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的善治与振兴，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完善推广数字化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江苏省委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的农村基层治理平台建设，完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智治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的模式体现，是伴随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建设所出现的新型治理形态，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智治的有效途径，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历史视角下的村干部身份与治理模式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中国乡村治理者身份制度及相应的村治模式变迁的长时段视野,分析村干部的制度身份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中国历史上在不能实现官僚化、科层化的乡村治理体制的背景下,以绅士制度和职役制度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了“乡绅—乡役”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弥合了乡役治村的身份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干部与治理的制度经验,借鉴“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完善“村干部”的身份制度,综合增强村干部身份的政治属性和行政属性,探索“政治—行政”的融合身份治村模式,是可行的善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