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行政学的“范式转变”:争论、澄清与启示

围绕行政学的"范式转变"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展开了争论,并形成了迥异的观点。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并采用历史分析法考察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史,可以发现,在行政学的学科发展中并未发生"范式转变",公共管理也不是一种新的学科范式。行政学"范式转变"的争论给予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启示是,应在学科发展中实现由行政管理学范式向公共行政学范式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范式转变,需要明确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信仰,界定中国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加强对行政"公共性"的研究,构建中国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并从理念、体制和机制三个层面,通过学科范式转变带动政府治理实现由传统的"管理行政"范式向"服务行政"范式的转型。     

范式之争:新公共管理理论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引领了一大波政府的改革活动,也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新公共管理"由此被许多学者看作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范式,相反的意见亦多,由此引发了持续十年多的范式之争。反思过去十多年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新的发展,从范式评判的标准出发,以范式问题、范式的理论支撑、实践中的范式检验、范式的时间检验和范式内部统一性等五个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位"新公共管理",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公共管理"是一种理念而非范式,并没有冲破传统公共行政的范围。其依据是新公共管理忽视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支撑饱受质疑,其理论倡导缺乏适用性,其理论缺少内在统一性,以及"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冲击。     

从现代官僚制到后官僚制人性预设转换的动因分析

现代官僚制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以层级节制、非人格化为特征,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即后官僚制范式出现了.两种范式管理理念的不同根源于人性预设不同,后官僚制以"理性经济人"取代了"人性恶"的假设.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源于行政生态环境不同.     

区域公共管理的行政生态分析——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

行政环境是社会圈中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就一国而言,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行政环境的变化会引起行政系统变革,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已渐趋表现出不能适应行政环境的新变化,但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的建构又不能脱离传统的"行政区行政",实现区域公共管理需要借助干"行政区行政"的推力和跨行政区间的协调与合作的合力,共同作用才能完成.     

新时代公共管理实现途径的多元化演变分析

关于公共管理实现途径的研究,学者们进行诸多探讨后提出管理、政治、法律等实现途径。然而,随着信息化、后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呈现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些途径在新时代公共治理中存在解释力不足、整体功能没有得到优化等问题,未能说明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真实的行为逻辑,对高度复杂性条件下一些公共问题也很难给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亟须调适和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新实现路径。通过对公共管理实现途径价值和观点的梳理,以天津、杭州等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实践为分析样本,进行多案例研究,分析新一轮政府流程再造中公共管理多种实现途径演变、合流,并用系统性的视角、协同性的思维和综合化的方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系统的新时代公共管理实现途径。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再思考

范式理论自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公共管理领域尤其如此。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随着古典行政原则的确立达到顶峰。新公共管理是该范式的突破和分化,而民主治理则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民主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在更深层次上,民主治理是议会制民主的超越和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涉及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调适和相容性问题。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阈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政府"及"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传统行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也意味着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然而,无论是"新公共管理"及"整体政府"的"顾客",还是"新公共服务"的"公民",都属于一种"抽象的人",相关理论范式由于摒弃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立场,为公共权力的"私有化"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立场出发,未来社会"管理"的所有方面将是完全负责的,人民的"共同意志"将占主导地位。立足于"现实人"的自由维度,澄明公共管理在特定时代的公共性思维和人的自由维度,是当代公共管理范式变革的内核所在。     

社会治理下的公共警告及其制度化构想

公共警告现象孕育于现代风险社会,其制度价值在于以多元社会控制系统的整合以及社会公众的协作性互动,实现行政机关对公共风险进行应急性行政管理的目标。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其制度价值值得肯定。然而,由于公共警告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现实中的非制度化发展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为了使公共警告最终成为社会治理领域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必要从基本原则、程序控权机制以及责任和救济等多方面对公共警告进行制度化设计和法治化规范。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发展的紧迫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发展向何处去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的融合为基点,是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概括,对我国行政改革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处于全球化时期的中国政府,要以先进的行政理念重塑政府行政,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府行政范式,就必须在改革中实现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规则为中心,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的转变,实现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型。     

论"新公共管理模式"及其当代价值

"新公共管理模式"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趋向和实践模式,其出现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从哲学层面看,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哲学的单一主体范式向后现代的多极主体范式转移的具体显现.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向度,具体阐释行政管理由传统的官僚体制向新公共管理转移的历史过程与原因,分析其背后内蕴的哲学基础是管理主体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范式转型,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迪.     

入世后中国政府行政模式的创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行政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倾向,并逐渐系统化为政府行政管理的新模式——新公共管理。从此角度看,入世也给我们政府行政管理带来严峻挑战。目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虽也作了些改革,但就总体而论仍属传统行政范畴,政府行政存在深层次的范式危机。在范式转换之前,加强管理,只能是强化政府的全能统制倾向。为此,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要致力于政府行政范式的转换。     

网络行政新探

肇始于 20世纪中叶，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为标志的网络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结构、管理模式、价值观念产生全方位的冲击和深层次的震荡。无疑，承担公共职责并履行公共职能的政府行政，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行政发展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行政决策的民主化，行政组织的网络化与扁平化，行政权力结构的分散化等共同构成了网络行政发展的新范式。     

公共冲突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建构

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的大量存在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在公共冲突的多元管理主体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从实践来看,公共冲突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不确定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目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冲突管理过程中冲突意识淡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制度供给不足、问责不到位以及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缺乏,使其对公共冲突管理基本处于"责任悬浮"与"效果浅表"状态。夯实政府公共冲突管理路向责任,需从构建公共冲突管理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健全的制度体系、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以及组织保障机制着手,并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舆论导向、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硬件"建设与"软件"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公共冲突的有效管理。     

变革时代中的公共管理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这是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伟大变革.社会的变革也需要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从2泄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而迫使各国政府都进行行政改革,而且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后工业化所提出的是建构合作治理模式的要求,而公共管理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

本文考察了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行政学）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所出现的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具体评述了每种研究“范式”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作者力求表明,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主题、方法和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管理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代国内外变化着的公共管理的现实尤其是转轨时期我国公共管理的现实,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趋势,拓展行政学的研究范围,转换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改变原有的理论形态,以便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公共管理实践服务     

公共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它们各有其利弊,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路径演进的实质,是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形态,是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新公共管理扬弃官僚制的方式实现的。当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具有特殊的公共行政环境,因而公共行政的改革应当选择“完善文官制为主,推行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路径。     

从价值观维度审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演进

从价值观维度来看,公共行政范式演进是在"效率"与"民主"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取舍或者相互博弈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集合.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恪守"效率至上"价值观,将行政领域定位为技术性的管理过程,导致民主价值观缺位.新公共行政范式把"社会公平"添置为公共行政的第三块基石,将民主置于与效率和经济同等的地位,并力图通过分权、权力下放、责任扩大和顾客介入等途径彰显政府的民主蕴涵.新公共管理范式对"效率"价值进行了扬弃,强化了政府价值观的"效能"理念;然而,该范式倡导的掌舵型政府、政府职能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顾客导向等改革理念在事实上造成了民主价值观的流失.     

复杂情境中公共行政实践的三个基本行动逻辑

公共行政实践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存在于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行政世界中,亦即公共行政实践的情境—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主体所置身其中、诸种规范所面向和运作其中的行政世界,不仅因实践主体的行动属性而衍生出一系列不确定性,而且表现为交互建构的辩证关系网络。不同于以往公共行政领域中人们试图运用分割、隔离以及控制的管理方式,对行政世界进行类型化与模式化统治;对于复杂情境中的公共行政实践,人们必须发现和认识到其中基于"游戏"的具体行动系统,并代替整体秩序而谋求局部秩序,以及弥补科学管理而进行情境管理,这些亦构成了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后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行动逻辑与实践取向。     

反思"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的观点

公共管理(学)研究,是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观念和行政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目前各国行政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具体就我国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笔者认为由于国内行政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研究的相对不足,以及中国行政现实的需求,"公共行政"研究应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对"公共管理"概念、理念、模式的引入与研究应相当慎重,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价值与学术地位不容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