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路向分析——一个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比较研究的视角

作为政府治理新模式，服务型政府实质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制度架构与制度延伸。这不仅有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关注的如何从操作层面的组织技术和管理手段上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问题，更涉及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宪政主义内涵的重构，涉及到政府公共行政的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必须突破新公共管理理论基于管理主义思维的组织和技术工具层面改革框架的窠臼，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     

融合抑或分化：城市大型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与居住福利治理

囿于偏离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保障房社区似乎天然面临着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和资源分配差异的“极化”，直观影响着居住福利的再分配。基于对保障房社区走向社区融合抑或分化的问题考辨，本次研究从空间视阈出发，对多维度的空间意义及与其紧密关联的居住福利风险肇因进行了学理分析，以“空间再造”作为中介理念，进而提出“服务型社区资本建设”下“阶层-空间-福利”进行三方联动的可能，从而在融合角度达致保障房社区对“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双重需求。由此，本次研究甄选南京市D保障房片区作为相对独特且典型的一个空间治理单元，分别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出发，将“融合抑或分化”的思考嵌入对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福利治理的扎根式论证之中，希冀归纳出有别于常规型社区治理、旨在追求兼具社会公义与市场效率的新的空间治理范式，为国家或地方风险治理提供具备时效性的实证参考。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转型轨迹、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网络强国”背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在宏观层面呈现出由直接介入的“强监管”到单向控制的“线性监管”,再到多向协同的“结构式监管”的实然转向,但囿于治理理念、风险决策、组织体系、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实践困境,亟待提出与之相匹配的理论予以关照。通过对“反思法”“元治理”理论的汲取,在厘清了网络信息内容反思型政府治理的框架内容及其实质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可以从主体、规范、程序、场景四个层面,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理性沟通和组织协作的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以期促进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社会化应用的脆弱性风险及其韧性治理研究——以ChatGPT为例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出现引发众多领域的革命性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化应用中也彰显出从用户体验“使用”到行业领域“适用”再到算法技术“实用”的三维演进式“韧性”社会价值。而针对其中伴生的群体能力退化、道德伦理异化、行业圈层泛化、信息资源极化等“脆弱性”风险,需要以“韧性治理”范式进行系统化规制。结合TOE分析框架,在韧性技术层面,需要以“技术”治理“技术”,通过发挥类ChatGPT正向效能,促进技术的自适改进与融合赋能;在韧性组织层面,需要以“组织”协作引领“组织”决策,通过强化多方协同赋能,推进组织化的优势互补及科学施策;在韧性环境层面,需要以“环境”营建应对“环境”挑战,通过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实现发展环境的全面优化和长期平衡。“韧性-脆弱性-韧性治理”可作为类ChatGPT社会化应用的学理解构与系统架构,有助于人工智能技术更具“韧性”地持续迭代升级,赋能人类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为镜鉴

习近平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社会治理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社会治理是党领导下的系统工程，有赖于人民法院的积极推动。理论层面，能动司法理论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层面，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司法转向”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基础。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主要有保障个案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以案为鉴、通过个案查堵社会治理漏洞两方面。当前，通过司法建议创新社会治理主要存在文本、程序和效果三方面的困境。在文本层面，规范依据缺失，既有规范效力等级偏低；在程序层面，归口管理机制缺位；在效果层面，司法建议的刚性不足、反馈率低。如何改善司法建议在社会治理中“量少质低”的尴尬境地，更好地发挥司法建议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功能，需要从立法跟进、程序规范和协调联动三方面优化。     

基层治理的理想与现实

<正>基层一般指一个层级化的复杂体系或组织的“底层”和“下端”部分，从管理的角度讲，它具有“原生性”“基础性”“前端性”“从属性”的特征。今天人们经常提到的基层，通常是指国家结构中相对于上层、中层而存在的下层社会。在中国语境中，基层泛指包括城市中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道、社区、居委会等组织和农村中的农场、合作社、乡、镇、村等单位组成的社会。有时候人们也使用“基层组织”，指称这些基层性的组织和基层层面上所形成的社会团体。     

论青少年犯罪预防

论青少年犯罪预防郗杰英青少年犯罪预防，涉及到许多层面。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带有普遍性和战略性的教化性预防、管理性预防及惩戒性预防，进行分析论述。一、激化性预防我国在多年的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治理犯罪的实践中，总结和坚持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广州,“老城市新活力”启示

旧城改造在治理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许多城市治理层面的问题开始显露,包括增长、分化、民生、移民、反恐、防疫等。要想运行好一座现代城市,需要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现代化改造。广东“三旧”改造是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开展部省合作,对“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所进行的改造,其直接目的是推进广东作为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的核心工作。     

共同体：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一个重要属性

“共同体”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存在样式，可以从组织制度与原则、精神的层面考察。本土共同体代表了一种包含特定的主体观、自我观、认同纽带、利益机制的群体生活模式，它在中国传统法文化内获得了礼乐刑政、观念、制度的支持，它的生命力的根基，是其所蕴涵的包括利益保障机制、风险防范机制等因素在内的治理能力。     

高档物业管理社区党建工作初探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步伐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较高文化素养、较高社会地位、较高收入水平、较强法律意识的高素质居民为主体的、以物业管理为主要模式的现代化新型高档社区相继孕育而生。相对于传统社区与一般现代社区而言，这种逐渐趋向于”契约型”特性的新型社区虽然有传统人文的历史积淀，但是更多的却是展现出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所体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的法律和权利诉求。这种新型高档物业管理社区所体现出来的社区关系，既有个人层面的权益自觉，又有社区组织层面的利益互动；既相对集中地体现出社会发展到新水平所面临的前沿问题和诸如《物权法》等新生法律所涉及到的新领域，     

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与法治

一、政治及其内容根据《词源》,政治的含义有二:一是政事得以治理。古人云:“道以政治,泽润生民”“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泽慧施,乃浸润生民”。二是治理国家所实行的一切措施。《周礼》曰:“掌其政治禁令。”根据《词海》,“政”的主要含义是政治、政事、政策、政令;“政治”的含义包括经济的集中表现和国事得以治理。《说苑·敬慎》:“(晋)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政治学是以国家及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可见政事、国事是有关施政的一切事务,政治是指治理国家所涉及的一切事物以及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其内容广泛,首要的…     

全省社会团体“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全面展开

8月12日，省民政厅在广州召开“全省社会团体‘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全省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经验交流会”、“全省社会组织执法监察会议”等三个会议．主要部署全省社会团体“小金库”专项治理，交流各地积极创新、先行先试、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组织体系的经验，总结我省近几年开展执法监察工作的情况。     

“治理庸官”要理性定位

“治理庸官”的消息来自2005年10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广东省深圳市委审议通过的一份“治理庸官”计划,将干部的20类行为如不务公事,心浮气躁、无心作为,世故圆滑、居功自傲、不思进取、欺上瞒下等列入“不作为、乱作为、不会作为”,凡涉及这类行为的干部,轻则被谈话告诫、通报批评,重则按辞职辞退、法纪处理。党政机关作为制订公共政策的权威部门,其“治理庸官”计划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公众的留意。当权利、宪政话语渐次达到共识层面,其功能正以维护公众的权利为基本诉求,因此“,治理庸官”除了传递党政机关的一种决心、精神,给“治理庸…     

“摘牌”何以促减负：基层形式主义整治的组织符号逻辑——基于Y市A社区清理挂牌的实践考察

形式主义引发的工作负担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顽疾，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组织权力结构，认为形式主义整治并未带来减负效果。本文以Y市A社区清理挂牌工作为例，揭示了其形式主义整治促进基层减负的组织符号逻辑：信息递送层面，对条线部门机构“摘牌”带来了文牍负担消解，抑制了上下加码的动机；关系建构层面，指导检查过程的“清牌”带来了遵从负担消解，重塑了政社关系认知；价值生产层面，业务考核环节的“去牌”带来了竞逐负担消解，推动了社区的服务宗旨回归。研究表明，形式主义整治的效果可以超越“形式”本身，带来深层的权力运行和主体互动关系调整。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成为回应复杂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治理？本文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组织助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及其策略集合：一是以“需求回应”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依托行政权威设计了“瞄准政策窗口”“塑造典型方案”及“借道行政承诺”的助推策略；二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网络设计了“培植协同网络”“启动任务激励”及“设置可视反馈”的共同体生成策略。社会组织面对不同制度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助推策略。研究结论深化了社会组织微观行为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研究

整体性治理源于新公共管理的式微与信息技术的勃兴。该理论循由“重新整合”到“整体性治理”的逻辑进路,主要关注治理目标、完整性过程、基于责任感的整合、制度化与信息共享。整体性治理通过组织建构层面的层级整合、从结果到结果的过程探求、责任感与制度化的工具契合、信息技术的深层应用,诠释了“逆碎片化”的“整体性主张”,为解决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单一、、治理主体“各自为政”与治理机制“碎片化”的现实困囿提供了理论参考。藉此构建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期待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主体形成舍力,加快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表达与变迁逻辑——基于1949—2022年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社会治理政策是推动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也是影响社会治理质量的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领域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治理政策。以1987—2022年国家层面出台的95份关于社会治理的权威政策文件为分析样本，借助扎根理论与Nvivo软件，编码并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变迁的政策表达理论模型，通过政策文本内容所呈现的“故事线”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变迁进行解读，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演变的四个阶段，即1949—1978年以“社会管控”为主的政策萌芽阶段、1978—2002年以“社会改革”为主的政策发展阶段、2002—2012年以“社会管理”为主的政策转型调整阶段、2012年以后以“社会治理”为主的政策完善提质阶段，并利用政策表达模型诠释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政策演化的四重逻辑，即政策理念——从单一化的“社会管理”迈向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政策结构——从权威主体包揽的“管控型结构”迈向权威主体引导的“元治理结构”过渡；政策内容——从中微观的“经验治理”迈向宏观的“制度建设”；政策过程——从当前的“问题导向”迈向长远的“战略布局”。     

合伙的法律地位问题

合伙的法律地位问题为学者们提出各种观点开辟了一个绝佳场地,涉及的范围从合伙组织的产生发展过程到合伙与自然人、法人等的紧密联系问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观点使用的措辞是合伙组织“是不是”民事主体,这显然不够准确。——“是或者不是”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很大程度上由立法决定。本文拟从民法学的层面讨论合伙组织承担民事主体资格的能力问题,也就是“能不能”作为民事主体的问题。一、关于这一层面的几种观点及评价1.合伙组织能够作为民事主体。其论据是:第一,合伙在商品交换中能够以字号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即能够作为一个独立交换者…     

法治化是网络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

网络信息安全既涉及到法律层面问题,又涉及到社会治理层面问题。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应充分结合我国网络信息发展的现实情况,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网络依赖程度,逐步完善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规制,推进网络空间的社会治理水平。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