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建构逻辑与价值外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国际外交场合以及国内重要会议上,反复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进行了深刻论证。它是建构在共同国际权益观、共同利益观、共同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基础之上,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来源,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动力,以历代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为基础,面对当前世界性发展难题提出的中国国际秩序观。此外,它的价值实现了外延,为世界走向和平、走向共同发展、实现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能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文化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发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发展了"和而不同"的交往观,发扬了"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弘扬了"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为推动人类携手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生态环境过载”作为一种“文明变量”：一种生态文明史观

自工业革命打破地球碳循环平衡，人类社会进入高碳时代。科技的发展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这使得人类文明日渐陷入“生态环境过载陷阱”。从长时段文明史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作为命运共同体正面临着严重的可持续性危机，这也对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尽管中国率先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但由于世界范围内国家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使其在实践中难以超越全球治理目标与现代民族国家利益优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环境过载”危机，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史观和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成熟，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探索可实现路径。借助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传统生态文化观念，结合日益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培养文化观念和技术相融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建立人类文明体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识以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方可形成21世纪创新全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和谐世界”理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比较分析

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主张在国际层面建立广泛的机制和制度实现国际社会的长久稳定。"和谐世界"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天下观"与"和谐观"共同构成了"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容。"和谐世界"理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认定国家间利益存在和谐性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同时,"和谐世界"理念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一致性及对世界政治最优状态的设想两个方面做出了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的判断,为当前世界秩序的调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之于当代的启示 ——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主题思想的解读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道路、理论与制度的不彻底性,阐明了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理论是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理论的彻底超越,进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深受古希腊共同体伦理文化和黑格尔伦理国家观的影响,因此,它同时内含着真实共同体伦理精神的文化自信。这对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强调的"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共同体意志：法的本质在秩序建构中的历史生成

法的本质是客观地确定的,它是一个历史生成性概念。法是适应共同体维持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强制性正式制度规范,而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法的现实生成根据。法是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在阶级社会中法的本质具体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法的本质具体体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日本稻作文化影响下的人情观探析

日本的自然环境及其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造就了日本独有的人情观念。日本文化中的人情观常常是服务于个人所属集团的,且个人利益与所属集团利益高度一致。其根源在于,基于日本稻作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弱化了个人的意志;源于日本家族传统的家业意识,使得大家认定只有先实现家族(即所属集团)的利益,个人利益才能得以实现,有意识地形成了个人及所属集团利益的统一。     

习近平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与实践探析

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命运休戚与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重视发展对非关系,致力于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然而,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多重构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表述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多重构建提供了遵循。其具体思路包括:坚持平等权力观,打造中非政治共同体;践行正确义利观,打造中非利益共同体;弘扬文化共兴观,打造中非文明共同体;倡导新安全观,打造中非安全共同体;构建绿色生态观,打造中非生态共同体。     

身份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建构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起点，国家身份认知对本国的国际秩序观塑造有内在建构的影响。本文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中华和合文化”与“全球大国”的内生身份认知，还在与国际社会的积极互动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社会身份认知。这两类身份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影响着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立场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重塑科技兴农运作新机制

科学、规范、积极有效的科技兴农运作机制是加快科技兴农步伐的重要手段。传统的科技兴农运作机制被称之为农技推广机制，它是在政府推动下，依靠广大农技人员向广大农户传授推广农业适用技术。这一运作机制在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中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机制在总体上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它存在着内在缺陷，即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农技应用三者脱节，责、权、利不统一，相互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由于各自利益约束，很难形成科技兴农的活力。我国农业科技转化率低，农技推广机构面临的“钱紧、线断、网破、人散”的危机，就是因…     

论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法律控制机制——以古代法和民族习惯法为视角

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既是一种观念形态,又是一种秩序结构。古代中国在综合运用神、道、礼、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大的法律控制体系;在“天、地、人”之间,王者通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法律控制的效能建立在自然、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礼法结合最初表现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结合,它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精神的凝聚,对于建构一个人际和谐的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的法律控制机制给当代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宽与严

随着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作为我国重要基本法之一的刑法顺应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修正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有刑法典做了全面、系统的修正,回应了新时期、新形势对刑事立法工作提出的新挑战,同时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宽严相济”的法律思想。此部修正案兼顾了“严”与“宽”两个方面,既强化了刑法对社会治安大局的控制力,增强了公众的安全感,又有益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和谐稳定。可以说,刑法修正案（八）真正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法律框架的构建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社区矫正制度成为近年司法改革的亮点之一,而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如何构建更是大家所关心的,本文从依托现有法律制度、及时制定社区服务令制度、刑法前科消灭制度以及创办特色矫正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皋陶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皋陶是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圣”之一,史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皋陶文化尤其是其司法活动与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其中有些方面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提供了重要的本土资源。     

公民权利与道德权利辨析

现代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权利。厘清权利、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这些"最受人尊敬而又确实模糊不清的概念",有利于以义务为表征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转换和提升。正在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和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需要一同培育起公民权利意识和公平正义的道德认知。     

家族血缘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使得华夏先民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完好地保存了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家族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在后来的中国文化中,至少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在政治制度上,"国"即为放大了的"家","君君臣臣"即为放大了的"父父子子",这种状况容易巩固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秩序,但却很难建立起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公民社会;在行为准则上,"仁爱"代替了"博爱","礼教"代替了"法权",这种状况容易形成社会成员的自我约束力和社会群体的自我凝聚力,但却很难建立起有利于商品生产的契约关系;在信仰方式上,"人人关系"代替了"人神关系","宗法文化"代替了"宗教文化",这种状况容易造成复杂的人际纠葛,但却很难陷入非理性的宗教迷狂。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道德承认”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其根本区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是立足于公有制经济基础,超越了"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把"道德承认"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的价值原则。"以德治国"具有内在客观性,而"依法治国"则具有外在客观性,两者必须相互扬弃对方的片面性而达成和解。"以德治国"需要在国家治理中确立"道德承认"原则,并把"道德承认"原则作为国家共同体的实体性存在论基础。所谓"道德承认"是指,在共同体中,每个个体都应该从至高无上的"善"的理念出发,而不仅仅是从保护个体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出发,来保证共同体具有绝对的存在论基础的基本理念。因此,"依法治国"不意味着取代"以德治国",而是要坚持两者相结合。"以德治国"提供的"道德承认"原则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终极性价值支撑。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转换,诞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中,以基督教伦理和市民精神为支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族伦理、重刑轻民以及家国一体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监狱法治文化的理论思考与本体解析

监狱法治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从监狱法治化视野看，监狱法治文化是监狱法治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对监狱法治化内涵的补充和完善。中国监狱法治文化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法律文化。亦是两者的有机结合。研究中国监狱法治文化必然要立足于中国监狱特色。对监狱法治文化本质的解析，有利于理解和弘扬监狱法治文化。     

愈是本土化就愈是中国化--论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真谛

近年来,台湾当局肆行“去中国化”的“本土化”政策,妄图从根本上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从而达到“超越族群、血缘、语言、文化的局限,迈向一个新的国家共同体”的目的。针对台湾当局的倒行逆施,我们必须从历史、法理和人文精神等角度来审视台湾本土化运动,以揭穿台湾当局“本土化”政策的欺骗性,从而阐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真谛即为“愈是本土化就愈是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