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者认罪的成因分析——基于美国司法实践的阐释

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虚假供述尚未引起我国司法人员的注意,而对此美国学者却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学者根据虚假供述成因的不同将虚假供述区分为三类——自愿性虚假供述、强迫顺从虚假供述与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并对各类虚假供述的成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美国学者关于虚假供述成因的分析对我国深刺认识心理强制时代的侦查讯问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及其识别控制

虚假有罪供述一旦被采信,将会对司法公正造成极大的破坏。侦查讯问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转型,使得有罪供述的生成路径发生了较大改变,增强了诉讼阶段虚假有罪供述的识别控制难度;加之现有制度规定在防范虚假有罪供述方面的作用有限,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作为讯问中多发的典型虚假有罪供述类型之一,已经成为冤假错案形成的重要原因。有效控制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应在准确识别真假供述特征的基础上,破除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形成的核心,即虚假供述行为心理结构和虚假供述行为机遇。     

论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及识别

近年来冤假错案的曝光率逐渐上升。冤假错案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虚假供述是导致冤假错案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虚假供述的成因复杂,类型多样。为了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必须从源头上探究虚假供述的产生原因,了解其发生机制。实践中讯问人员主观定罪、实体证据匮乏以及过度依赖于侦查阶段的证据等给虚假供述的识别带来困境,因此应通过采用对虚假供述的"软识别"和"硬识别"两种方法来提高对于虚假供述的识别能力。     

虚假供述的识别

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研究者们正探求识别供述证词的真实性的方法，来提高供述证词在法庭上的有效性，以保障当事人免遭冤屈，真正实现司法公正。非言语行为线索也许能泄露人们想要隐瞒的信息，通过观察这些变化，就能发现虚假供述。此外，特定的言语特征能够帮助区分真实与虚假陈述，这些发现为虚假供述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自愿型虚假供述成因的多角度解读

在刑讯逼供备受关注背景下,虚假的认罪供述往往被认为是警察审讯压力的结果。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人们忽视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无辜者自愿进行的虚假有罪供述,往往将其当成真实认罪供述。自愿型虚假供述具有的主动性、隐蔽性等特点给刑事司法带来危害。影响自愿型虚假供述的因素包括现实功利性因素、心理因素、人格与环境因素、精神病理因素等多方面,这些因素又具有传统文化中重亲情轻法律的消极思想、工具理性泛滥以及心理需求膨胀等文化、心理基础。     

威胁、引诱语言框架与虚假供述的关系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新时代新征程重要使命任务。而由虚假供述引发冤假错案使审讯与供述的问题近年来受到了高度关注。在构建威胁、引诱审讯语言的目标与时间的复合条件基础上,分别检验了威胁、引诱语言的复合条件与虚假供述的关系。研究发现,审讯语言中存在目标框架和时间距离效应,认知主题与引诱、威胁复合结构语言表达有显著的关联。研究结果旨在为科学合规运用审讯语言、防止虚假供述的发生提供启发和参考依据。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及其讯问策略

在实际讯问工作中,保持沉默和作虚假供述多被视为是拒供的表现,但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心理原因上却存在着许多差别。通过对讯问中被讯问人各种不同于虚假供述的表现形态及其心理原因的分析和相应讯问策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讯问中达到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述这一最终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及其讯问策略

在实际讯问工作中，保持沉默和作虚假供述多被视为是拒供的表现，但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心理原因上却存在着许多差别。通过对讯问中被讯问人各种不同于虚假供述的表现形态及其心理原因的分析和相应讯问策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讯问中达到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述这一最终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心理学解读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虚假供述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犯罪嫌疑人在讯问阶段的人权保障问题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与深入的讨论,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在讯问活动中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造成虚假供述的原因是有罪推定、心理强制、讯问时空和刑事政策.防范虚假供述的措施是：严格控制讯问的时间;彻底贯彻律师的在场辩护权;恰当使用讯问策略,科学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知结构的改变.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错案研究——以虚假供述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湖北佘祥林案和河南赵作海案等冤案、错案见诸报端,刑事错案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错判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使当事人遭受冤屈,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侦查阶段时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对此,必须从虚假供述产生的原因入手,找出审讯中存在的症结,以减少虚假供述的发生。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检察监督防范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得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通过检察环节的收紧批准、决定逮捕防线、加强讯问监督和提高证据通过审查后的质量,可以有效防止审讯过程中的非法取证行为,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     

虚假言词证据的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研究

在侦查实践中,虚假言词证据和由其所致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与侦查人员的询、讯问方式和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下文均以"思维定势"代之)有关。文章分析侦查人员不当的询、讯问方式和有罪推定思维定势导致犯罪嫌疑人作出虚假证言、陈述和供述的现象,提出以"Peace模式"和"针对警察询、讯问工作制度层面的谏言"为主的解决对策,以避免可能由此导致的虚假供述和冤假错案。     

错误记忆研究在检验证人证言中的作用

通过对错误记忆的研究可看出,由于错误记忆导致的证言问题是案件侦查和审理的难点。对证人证言中是否有错误记忆,可运用个体差异研究、误导信息范式提问、脑生理研究的方法来判断。要应对证人证言错误记忆造成的虚假供述,要从询问方式上改进,使用认识访谈法;找出逻辑上的问题,用客观的态度对待证人证言;使用脑生理检测技术。     

侦查讯问之殇:“求真”话语下的法治困境——基于讯问策略的分析

从讯问策略的角度看,侦查讯问存在着法治上的困境,一方面策略的使用有可能会造成有罪虚假供述。另一方面由于讯问策略具有一定的反规范性倾向,在求真的话语下寄希望于对策略本身进行细致的法律规制是不现实的。在刑事司法一体化的视角下,侦查讯问是同时具有查证和求供的复合功能系统,一旦系统内的功能平衡被打破,求真困境就会出现。走出困境需要改善刑事司法系统的其他环节从而倒逼讯问功能系统实现平衡,减少对可能导致虚假有罪供述的审讯策略的依赖。这些环节在侦查讯问之外,包括法治路径和能力路径。     

美国心理强制讯问模式之启示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正式实行,我国对侦查活动的规范更为严格,侦查讯问模式也逐步从身体强制过渡为心理强制。心理强制时代的发展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讯问策略,但却加大了识别和预防虚假供述的难度。为了保障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侦查工作的效率,通过对比研究美国心理强制时代讯问的发展经验,认为应在监禁期间全程录音录像;建立讯问策略评估机制;规定具体的讯问时间长度;保障特殊群体的律师在场权等方面寻求我国讯问模式的发展之路。     

讯问中虚假供述的心理分析及识别

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在解决刑事案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和心理过程,结合回顾前人研究,发现有五条线索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其为:1.较少有自我参照代词;2.过分概括的词语;3.避免直接回答;4.较少具体提到人、地点和时间;5.通常含有较多的不相关信息或多余细节。     

以引诱、欺骗方法讯问的合法化问题探讨

我国立法对以引诱、欺骗方法讯问采取了泛道德化的否定立场,虽然立法对由此获取的供述网开一面,但这种否定立场仍强化了侦查讯问及至整个刑事司法的秘密化倾向,不利于对引诱、欺骗讯问方法进行合理规制。犯罪的本质决定了讯问方法的道德低标准性,以引诱、欺骗方法讯问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各国也在一定限度内赋予其合法性。我国应以不会引起虚假供述作为将引诱、欺骗讯问方法合法化的标准,并以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对律师开放讯问录音录像和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谨慎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作为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