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层制"与"官僚制"的概念辨析

"bureaucracy"一词被翻译成"官僚制"介绍到中国,但是由于有着历史上的先例或是避免带有感情色彩引起的麻烦,"科层制"与"官僚制"被人们混同使用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本文拟从寻找"科层制"的历史源流和对"官僚制"概念的离析,为两个概念正本清源,试图为将两个概念分开来做些努力。     

韦伯官僚制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运用及其完善

分析比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官僚制在中国的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性精神不足、法治理念薄弱和科学精神缺乏等。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欲完善之,具体做法是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转换;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换;由“单方行政”向“参与行政”转换;由“官僚行政”向“学习行政”转换。     

"官文化"浅析

在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形成了一种与当时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官场文化———官文化。它以官为主体,以为官者的利益为核心,为统治阶级“治民”“愚民”,谋取个体自身的发展提供方法和依据。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其遗毒严重阻碍着当今社会的发展进步,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官文化的影响,加强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以保证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一)官文化是由孔丘创始,并由秦汉及以后历代统治者和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学者们坚持并贯彻于中国社会的统治意识。它是以官僚体制、官僚政治为骨架,官僚意识、官僚价值观念及民对官的认…     

探求通向“自由王国”之路

20世纪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人类发展的革命转折时代,生活在“必然王国”正在衰亡,“自由王国”逐渐诞生的社会。这里,人类的史前时期正在结束,新的历史正在开始。这个史前时期首先是经济必然王国,其经济规律的作用是“盲目的”,不受社会控制的,这时人服从于异化体系:原始共性吞没了个性、人的个性服从传统、社会关系中商品拜物主义和对于物的依附性占统治地位、劳动及其产品脱离人而异化,社会和人本身全部沉没在异化的社会“太空”。但在所有这些现象后面隐藏着一个伟大的二律背反,那就是“人是历史的奴隶,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曾试图向“经济人”以及产生这种人的商品货币关系发起攻击,但实际上是用官僚统治取代金钱统治,是用行政权力、官僚设制、公文和法则取代物对人的统治。为摧毁这两种异化形式,向“自由王国”迈出     

治大国者先治吏

在中国历史上，为使官僚阶层能践行“圣贤之道”，端正权力行为，为老百姓做个好的“道德榜样”，实现“以德治国”目的，往往使用“教育感化”或“严刑峻法”的手段。     

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

官僚制组织具有两副面孔.官僚制组织的经典面孔是由权威—义务、责任—规则等概念共同谱绘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代理理论则用委托—代理、激励—动机等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官僚制组织的另一副面孔,且人们根据这种描述而对官僚制组织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将组织实践变成了所有组织成员合力蚕食组织剩余的活动.自人际关系学派兴起以来,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人的因素”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议题.传统官僚制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导致组织实践总是受困于官僚自利性的问题.代理理论正视了这一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当代组织理论必须对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的“人的因素”的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提升"非权力效应"

所谓“非权力效应”,是和权力效应相对而言的,它是指并非由权力,而是由个人的道德情操、人格魅力、智慧才能等非权力因素所带来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同样的话,有的人说了就管用,而有的人说了却没人听;同样的事,有的人去办就顺利,而有的     

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看公共行政的精神演变

从传统官僚制到现代官僚制,再到后官僚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精神转变.权力分布从官僚主导到势力均衡再到社会主导,体现了行政体系公共性的增强;从倚重权术到尊重规则再到多种治理方式的并重,体现了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引申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是加强民主化与理性化并重;既要重视政府自身的改革,也要改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提高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面子"资源的采撷:领导干部角色认同的新视角

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使他们获得和失去面子又有着与普通群众所不同的特点。当权力成为刻意追求面子或谋求一己私利的手段时,就会在挣面子中无形的失去面子;当权力成为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目的时,就会在打破少数人利益的均衡中得到更为宽泛意义的面子。因此,领导干部对权力的使用方式也就转化成为他们对面子资源的选择。现实中,面子的获得和失去由于无法通过一致性的行为标准来衡量,且带有较大的灵活性,领导干部也很容易在“挣面子”和“给面子”中导致自身行为的偏差,因此,必须对他们的面子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     

廉洁文化治理腐败的作用机理

<正>腐败的实质在于公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以谋取私利,表面上看来是权力侧的问题,以致长期以来反腐败的理论聚焦于以权力为直接目标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但往往因“内部人陷阱”导致控权失灵,因为实际上腐败发生的根本在于运用权力的“人”。显然破解对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建立“人”“权”并重的“正人治权”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通过“正人”来实现“治权”。以“人”为反腐败的出发点,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最根本要素,在决定“人”现实行为的种种因素中内因才是决定性的。长期以来的反腐败实践中聚焦于“权”而忽视了“人”,使得围绕“权力”设计诸多精良的控权措施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利益冲突无法根本消除。欧美国家的实践也说明了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而是“人”,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将管理利益冲突的制度制定为法律,强化利益冲突行为的惩戒机制、形成防止利益冲突的组织保障机制,他们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点”,而是官员的财产、经济行为等个人利益。     

"议行合一"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议行合一”是巴黎公社在革命特殊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措施 ,其有效性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将其上升为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一般指导原则。“议行合一”本身带有明显的空想和集权的色彩 ,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配置和政权组织的一般原则。当代中国政府体制的重新建构 ,不仅要在理论上抛弃带有空想色彩的“议行合一”原则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过程中改变“议行合一”、权力高度集中的实际运作模式 ,以分权原则来指导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权力剥削”小议

撰文说,马克思揭示了剥削的秘密,为人们与资产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权力剥削”这种剥削形式,比资本剥削更野蛮,更落后,也应该进行揭露和斗争。 “权力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拥有的政治特权,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必要劳动,它与资本剥削相比,有其显著特点:第一,资本剥削的基础是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权力剥削”的基础是少数人拥有的政治特权。第二,资本剥削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权力剥削”则完全是不等价交换。第三,资本剥削主要发生在社会产品的初次分配中,“权力剥削”则主要发生在社会产品的再     

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

19世纪末,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启了行政学研究的大门,古德诺等人也为行政学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更明确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为现代公共行政及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具有扛鼎意义的官僚制理论,理论的诞生对当时的政府行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更加理性的诉求,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在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悖论并面临着许多危机,就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官僚制的危机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进行市场化方案的反思,以及文化方案、伦理方案的阐释与论述,力求找到一条更适合当下政府行政的合理化道路与官僚制的救治方案。     

依法行政重点在于"治官治权"

依法行政的重点是“治官治权”,从“治民治事”转到“治官治权”反映了我国依法行政重心的转移,“治官治权”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制约行政权力,解决权力结构问题,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防止权力“越位、缺位、错位”,保障公民的参与权。     

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理论探讨与对策研究

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主要是指加强对“一把手”正确行使权力的监督 ,从而促使他们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首先 ,对政治体制进行分析是探讨“一把手”权力监督的首要途径。而加强监督的必要性在于实现权力委托者意志和利益、进一步识察权力代理者、完善和调整权力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需要。其次 ,主要从权力运行主体、权力授予主体、权力体制内部制度、运行机制及体制外部环境方面提出了加强”一把手”监督的对策。     

浅谈官僚制不可彻底摒弃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20世纪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扭转了现代社会的命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技术手段的时代性进步,人们对行政管理要快捷且精确地完成任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官僚制的一些缺陷逐渐被显露出来。人们对官僚制开始进行反思,许多学者相继抨击了官僚制属于低绩效、僵化且非人格化的病态体制,他们列举了种种官僚制的弊端,提倡人们彻底地摒弃官僚制,但他们又没有提出可以超越官僚制的替代物。因而,相关官僚制的研究已形成一股主导性思潮,并且对于官僚制是否能够彻底摒弃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竞争、替代还是融合?北大核心

诚然,对官僚制的批判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官僚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总体优势更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巩固;数字政府建立在对官僚制政府弊端克服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与官僚制的竞争中具备优势并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替代。同时,更要在辩证的视角下对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的效果“异化”有清醒的认识,并防止两者“负功能”的固化和叠加。遵循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相互融合提升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应在官僚制政府为“体”、数字政府为“用”的融合协同中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改进和提升,并通过智慧政府的形式更好地对社会治理多元价值目标进行整合、包容和实现。     

官僚自主性与官僚控制模式——复合型、单一性、轴心化模式的归纳及比较

控制官僚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主题。若以控制力的来源、向度和制度化水平作为分类依据,再基于对不同制度空间下控制官僚策略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复合型、单一性与轴心化这三种总体性的官僚控制模式。当代中国的控制官僚模式在权力制衡与社会制衡方面尚存在不足,需要改进和突破。     

重建"批评"权力的探索——以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学表现为例

具有“五四”背景的丁玲、王实味等人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解放区进行了重建“批评”权力探索的努力，以杂文这一文体为工具，坚持现实主义精神，针砭时弊，虽在整风运动中遭到扼杀，但“五四”批判精神在解放区得到了一次彰显，对后来百花年代的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启示——以梁启超“群治”濡滞论析为中心

封建时代,以王权统治为表征的专制政治是长期阻滞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改革与发展进程的重要根源。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破除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任务。梁启超通过对中国传统“群治”体系中权力本位逻辑、官僚体制结构以及重“术”轻“道”思想等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深刻分析总结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濡滞背后的“天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鉴往知来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