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行政问责的几点思考

我国在推进行政问责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问责效果。推进行政问责,必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提高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做好政府回应工作,提高政府应对公众众诉求的回应力。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模型建构

绩效评估可以看作是问责政府的一种工具。那么,在上级问责作为主要问责形式的行政体制下,公民问责能否成为上级问责的有益补充,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未来走向可能是什么?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首先对行政问责的两种类型——上级问责和公民问责——的协同和冲突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从公民是否参与政府绩效目标的制定和绩效结果的评价两个维度构建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类型、未来发展走向和限制性条件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为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一、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困境 1．外部问责缺位。问责是因授权而产生的。授权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均授权，即外部授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外部问责；二是政府对官员、上级对下级的授权，即内部授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内部问责。所谓内部问责，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然而现实存在的一些困境阻碍了政府问责制的有效推行: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冲破、政府内部职能边界模糊、行政透明度不高、公民问责意识淡薄、对行政权力监督不力等。针对上述困境,本文试提出构建政府问责制的有效路径: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明确职责权限,提高行政透明度,增强公民的问责意识,加强权力监督,完善问责机制的立法等。     

行政督查的国际经验借鉴

行政督查是通过监督、督促、检查等行政手段,对决策、工作部署等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验、督导和促进的一种行政行为,是为决策、执行服务的实践活动。其特点是权威性、内生性、综合性、实效性、时效性和目的性。管窥国外行政督查,美国、法国、日本、荷兰、阿根廷等国家政府部门行政督查的法定职责、运行机制、具体做法等情况,对我国各级政府加强行政督查工作有所参考和借鉴,即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研究督查,进一步明确督查工作的定性和定位;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创新方法,探索督查工作科学化的路径;深化、延伸、拓展督查职能。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创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

2008年2月27日,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这为政府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创新政府公共管理新模式指明了方向.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行政问责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运用,对其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从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责任政府的建立是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问责制、行政问责和行政问责制是从不同角度对行政问责的界定.问责主体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有权机构等,问责的客体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行政问责的范围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有人认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也有人认为行政问责可以包括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等等.在行政问责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异体问责中的具体措施及法律保障研究不够;对问责对象的范围和行政问责的救济方式与途径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国外行政问责制度的比较分析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尚不成熟,本文在择要介绍各国行政问责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法治发达国家在行政问责方面的基本特点,归纳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以期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及立法借鉴。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

行政问责制不仅是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执行力的有效保障,而且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因素。行政问责制的价值追求是要以行政问责解决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动力机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文对行政问责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是民主问责的关键;明晰化的问责对象是落实责任的关键;全方位的问责范围是明确责任的关键;规范化的问责程序是依法问责的关键;作者认为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的重点在于: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明确责任机制;健全履行责任机制;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创新政府公共管理模式

2008年2月27日，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这为政府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创新政府公共管理新模式指明了方向。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进入了关键时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责任政府视域下的政府执行力建设研究

责任政府的构建与政府执行力的建设紧密相关.一方面,政府执行力是责任政府构建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责任政府是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理念指导.在构建责任政府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执行力的建设存在着权责分配、绩效评估、责任监督及行政问责等主要问题,应从优化政府职能分配,凸出政府执行的责任体系；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彰显责任政府的价值取向；完善责任监督机制,提高政府执行的整体效能；健全行政问责机制,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行使等四个方面探索当前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现实路径.     

问责制的构架是责任政府建立的关键

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催生责任政府的建立,而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是建立现代行政问责制。现代社会,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原则、问责形式、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把握这些变化,促成责任政府的建立。     

问责视角下的申诉专员

申诉专员近几年来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申诉专员是指一种依法拥有充分的调查权独立地处理行政失当但不能变更行政决定的职位.从问责的视角,香港申诉专员凸显了申诉专员的主要特征,即问责主体的独立性、问责权力的强大性、问责工作的快速性和灵活性、问责建议的非强制性.这些特征决定了申诉专员的问责价值、功能和作用,使其不仅可以监督政府部门,控制政府官僚,也可以为公民提供监督政府的渠道和对政府表达意见的通道.     

结合行政问责制度 浅谈中国行政监督机制

一个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建立责任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监督的有效和有力与否直接关系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它监督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整个过程,使其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但在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发展中,导致中国行政监督不力的原因很多,从外部监督主体看,人大、纪委、司法机关、社会力量等存在独立性不足,权威性不够以及力量弱小等原因;从内部监督主体看,监察机关和上级机关同样显现独立性不强,缺乏监督动力。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发展。就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内涵加以界定,结合行政问责制度对中国的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做以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对下一步改革引起一些思考。     

行政问责过程中常见的心理问题与心理疗法

随着行政问责制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政府问责向公民问责、行政问责向公务问责的转变,公务员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承受着较大的压力。由心理压力导致的各种心理问题不仅影响了公务员的身心健康,也阻碍了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针对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以维护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问责制度模型——基于运行程序的规范分析

作为现代民主行政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和实现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在其内涵、要素与功能日渐明晰的基础上,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效应的发挥与价值实现最终有赖于一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进而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本质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行政生态与制度基础,从一项制度必须应有的运行程序角度来说,行政问责制度模型的设计应以责任失范行为的发现为运行前提,以责任的解释、判断与评估以及责任的追究等作为三个主要运行环节,同时以规范化的救济机制作为问责失范的补充环节。     

行政问责制度的“中国意义”:问责制、行政管理体制与中国政治体制研究述评

随着对问责制度的研究深入,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关注问责制对于中国的深层意义。这表现在问责制度与现代政府理念与实践、行政管理体制,乃至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问责制、问责政府、问责中国等一系列观念的流行,也反映着问责的"中国意义"有待深化研究下去,必须探求问责制度对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