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国会监督专员制度考察

根据国际监督专员协会的界定．监督专员是受理公众对于有关公共行政的决定、行为或疏失的申诉的机构．由国会选举产生．或者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经与国会磋商后任命产生。监督专员的职责在于：保护人民免于行政侵权、权力滥用、错误、疏失、     

设立政府信息公开委员会的域外经验及本土设计

信息公开救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有内部申诉、信息专员、信息委员会和司法救济等模式。在我国,建立信息委员会作为专业救济途径不失为破解信息公开救济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可以更好保护公民知情权和监督行政机关,以期尽快达到阳光政府、法治政府的理想状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行政问责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运用,对其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从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责任政府的建立是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问责制、行政问责和行政问责制是从不同角度对行政问责的界定.问责主体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有权机构等,问责的客体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行政问责的范围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有人认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也有人认为行政问责可以包括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等等.在行政问责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异体问责中的具体措施及法律保障研究不够;对问责对象的范围和行政问责的救济方式与途径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结合行政问责制度 浅谈中国行政监督机制

一个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建立责任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监督的有效和有力与否直接关系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它监督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整个过程,使其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但在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发展中,导致中国行政监督不力的原因很多,从外部监督主体看,人大、纪委、司法机关、社会力量等存在独立性不足,权威性不够以及力量弱小等原因;从内部监督主体看,监察机关和上级机关同样显现独立性不强,缺乏监督动力。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发展。就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内涵加以界定,结合行政问责制度对中国的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做以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对下一步改革引起一些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对问责程序机制影响的研究

行政问责并非只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种机制,它涉及行政决策、行政过程、行政结果的问责控制,需要多个方面的行为主体以相应的法定方式予以完成.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需要清晰具体的行政问责制度和可以将行政问责制度有效执行的行政问责程序机制.在国内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决定了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问责发起程序的缺失导致问责发起存在障碍,问责启动主体的制度缺陷加大了行政问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责任标准的缺乏影响制度严谨性、公正性,等等.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国外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形成及其启示(上)

行政监察专员(ombuds-man)最初是一个瑞典词汇,原意较为宽泛,是指公众或某个团体的代表或代理人。当瑞典议会行政监察专员产生广泛影响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传播时,“ombudsman”便成为一个专门词汇,特指由立法机关选举或由最高行政机关任命,独立调查和处理公众对政府部门或公共官员违法与不良行政行为的申诉案件的官员。国际监察专员协会(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e)认为,行政监察专员(Ombudsman)是由宪法规定的独立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并且不受任何党派政治影响的公共官员。监察专员负责处理公众对政府部门违法行政和不当行政的申…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然而现实存在的一些困境阻碍了政府问责制的有效推行: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冲破、政府内部职能边界模糊、行政透明度不高、公民问责意识淡薄、对行政权力监督不力等。针对上述困境,本文试提出构建政府问责制的有效路径: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明确职责权限,提高行政透明度,增强公民的问责意识,加强权力监督,完善问责机制的立法等。     

引咎辞职的法理解读——兼谈引咎辞职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在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中已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领导者不再仅仅是问责的主体,而是成了被监督、被问责的对象,行政领导者通过引咎辞职维护了政府的整体形象和政府存在的民意基础,体现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但是在国外作为一种政治惯例的引咎辞职,在引入我国实现本土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从法理学的角度探讨引咎辞职与我国的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并尝试从依法治国的角度为引咎辞职的法治化提供一个目标模式也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公民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拓展——异体问责的视角

公民参与式民主能够完善异体问责的理论和发展路径,而异体问责作为公民参与式民主的重要体现,能够为公民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提供新视角。公民参与式民主理论强调公民与政府的双向互动,公民可以通过制度保证对政府管理进行监督问责,政府必须对公民监督问责做出积极回应并改善行政管理。民主模式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发展到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20世纪中后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和重构中逐渐发展成熟。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参与式民主实践逐步深入,从而加强了公民作为政府异体问责主体的地位,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宏观领域的行政民主、中观领域的电子民主、微观领域的工业民主。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行政决策问责规制研究

行政决策的现状是失误多影响大,行政决策主体承担决策责任的少,行政决策无明确责任。其原因有行政决策未型式化,行政决策与责任不对应,问责困难等权力运行机制多方面因素。法治国家中一般行政决策权力分散行使,监督公开而全面。规范行政决策问责的对策是加强行政问责研究,借鉴法治国家中决策权力行使及监督经验,完善岗位问责、细化行政问责、加强其它配套问责方式,以规范行政决策行为。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以权力机关的问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这全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决心和力度。本文主要以行政问责主体为视角,系统阐述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现状、行政问责主体制度中权力机关问责力度不够、形同虚设以及成因,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借此不断强化权力机关监督、问责的力度,真正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关于行政问责法制化的几点思考

我国行政责任定性不明晰、定量不合理,导致行政问责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重有过轻无为、重"风暴"轻制度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过即无风险、"无为"胜"有为"的状态.研究如何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法治化,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必将有助于提高行政执行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论行政申诉

行政申诉是与廉政监督、行政诉讼以及效能监督密切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一个范畴。行政申诉的目标取向是解决行政失当 ,其核心功能是促进行政公平。要实现行政公正 ,行政申诉须有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富有权威的组织权力和德能兼备的人才素质。而要获得理想的综合效应 ,行政申诉还须纳入行政效能建设体系。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对策

行政问责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近年来,我国在行政问责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从实践出发,在参考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思考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对责任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

在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的热潮慢慢冷却下来之前,有必要对现有的成果进行一番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文章主要从行政问责的定义、行政问责制的体系、行政问责的意义、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当中的问题和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和完善五个方面,对当前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全面的述评。并指出,在短期之内,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探讨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至少行政问责制的宏大理论叙事可以终结了,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所需要做的,就是对改进权力监督技术的深度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对行政问责实践所需要的制度条件的点滴改良。当理论已经充分揭示了面对的问题之后,剩下的工作将主要交给实践者了。     

责任政府视域下的政府执行力建设研究

责任政府的构建与政府执行力的建设紧密相关.一方面,政府执行力是责任政府构建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责任政府是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理念指导.在构建责任政府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执行力的建设存在着权责分配、绩效评估、责任监督及行政问责等主要问题,应从优化政府职能分配,凸出政府执行的责任体系；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彰显责任政府的价值取向；完善责任监督机制,提高政府执行的整体效能；健全行政问责机制,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行使等四个方面探索当前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现实路径.     

行政问责述评、探究及其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制度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