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后金融危机阶段美国对华关系新定位与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调整

随着中国国际作用影响的迅速上升,适应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关系新定位与调整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背景条件。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大起大落,表明金融危机阶段的中关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中美联合声明》提升两国关系定位,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政策向“尊重加牵滞”政策调整的取向,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也进一步调整。这一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目标。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拜登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

高技术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实施科技遏制战略的关键政策工具。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呈现高技术物项出口管制精准化、美商务部自由裁量权扩大化、单边转向多边出口管制联盟化以及对华出口管制理由意识形态化的新特征。拜登政府尤为强调高技术竞争对中美战略博弈走向的决定性意义。究其根源,既有高技术本身“创新加速创新”特性的影响,又有中国高技术崛起对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和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冲击。虽然美国实施技术封锁与其促进出口的目的对立、美商务部加强管制与其能力不足的掣肘、同盟政治与盟友国内利益的分歧以及美国推行“民主”与护持霸权的悖论等限制性因素影响对华技术制裁效果,但出口管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国际市场,增加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被阻断的风险。有鉴于此,中国应通过构建风险预防体系、“非对称”反制以及善用维权等途径,来应对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不断升级。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战后国际安全秩序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正>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错综复杂、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乃至近现代史的绝大多数时间点上,即使中美严重对立、甚至兵戎相见,双方的战略关系也难以简单用一个词概括。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美关系已逐渐成为决定国际安全的核心因素,牵动着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秩序稳定。近年来,中美关系可谓"机遇与风险并存",两国间贸易、政治甚至军事往来不断深化,但也在多个领域     

美国发起对华经贸摩擦的原因、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

2018年以来,美国为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实现利益最大化、谋求竞争优势,悍然发起对华经贸摩擦。客观认识美国发起对华经贸摩擦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理性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在分析美国发起经贸摩擦原因及其对中美和世界经济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从大局出发维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通过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来化解中美经贸摩擦负面影响、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等相关建议。     

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华科技战

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等理论中汲取思想元素并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潮,技术民族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不同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存在实质性差别。根据其目标、动机、政策表现与影响,技术民族主义可分为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和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后者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及其发起的对华科技战,标志着进攻性民族主义政策倾向急剧上升,这反映了美国维护全球经济与技术主导地位的霸权思维。进攻性民族主义在美国国内亦具有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在政策实施中,美方在强调中美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价值观差异与国家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将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及相关高科技企业视为安全威胁,通过"安全化"的政策过程与扩大对华科技战国际联盟体系,不断推进对华科技战。美国的这一政策倾向正在并将继续侵蚀中美关系的基础,削弱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并与其他影响因素相互叠加,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战略竞争背景下如何稳定中美关系——地方人文交流视角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以及贸易战的开启,中美关系或正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战略不确定期。随着美中之间战略竞争态势的日益显现,就地方人文交流而言,推进其继续发挥双边关系探路者、铺路者和护路者角色,对于稳定中美关系就变得更加重要。尽管中美关系的整体操作环境呈恶化趋势,但地方人文交流仍不失为战略竞争背景下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手段,一是由于双边关系使国家层面的人文交流变得困难,二是中美人文交流尚未真正深入民间而具有重大潜力,三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也意味着较大的政策空间。中美地方人文交流仍存在明显不足,特别是与地方经济合作的配合度不够,对美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敏感度不高。今后,需要充分开发中美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投资和就业对美国州、国会选区的人文社会影响,并有效利用美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潜在机遇,推动中美地方人文交流的战略创新、手段创新和制度创新。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

自2018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都主张对华战略竞争。这表明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达成基本共识,将中国作为“主要挑战与对手”,逐渐偏离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尽管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在转向强硬方面具有共识,都以战略竞争概括其对华政策,但在对华强硬程度上存在分歧,且两党在对华战略定位、政策目标、竞争强度与合作意愿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就是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出现分歧,既有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也有两党政策精英的对华交往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未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有趋同演进的可能。中国需积极应对,加强与美国保守派的政策交流,尽快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尽力牵制共和党对华战略中的消极倾向,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华影响及对策

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集中体现了特朗普政府新的战略思维,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务实主义、功利主义、新型多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苗头;同时有三个动向值得关注,即重视印太地区、强调对华竞争以及消极应对朝核问题。这种新思维一旦落实到政策层面,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对此,中国应把握历史机遇,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同时保持战略定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推动周边地缘战略格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调整重塑。     

拜登政府与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向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提出将重振美国同盟体系,突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未来美日同盟的"双向义务"合作与日本的同盟"对等化"诉求将相伴发生、相互影响,并逐步内化于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及西方"盟友圈"构建之中.中日关系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上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使得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日益凸显.美日两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公然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及国家安全利益,使得中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格局走势与中国的应对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明显,尤其是对大国实力对比产生了阶段性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战略信誉受损,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有所降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欧洲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心态变得更为复杂。国际组织受到明显冲击,全球治理面临更大挑战,非传统安全在国际安全中的重要性相对上升。面对国际格局新变化,中国应着力提升产业链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着眼长远确保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深化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以继续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稳定。     

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形式之选择——以美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为例(1999-2008)北大核心CSSCI

1999年后,全球艾滋病流行问题进入了美国的安全政策框架。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从一项国际安全威胁转变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政策准备过程中的政治动员重点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从重视对国际社会进行说服变为强调国内团结,尤其是争取宗教保守势力的支持。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导致了美国对国际合作形式选择从多边转向双边,主要合作方式从政策施压转变为资源投入。在这一全球治理议题上,美国面临着加强投入和重视国际协调难以兼顾的局面。     

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变与不变的趋势分析

在过去60余年中,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基本看法是负面的,但在不断改善之中。这种变化无法与两国关系发展的程度相匹配。导致看法负面的原因主要是两国的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心。但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公众对经济竞争的担心逐渐超过对传统安全的担心,美国政府的对华合作政策也得到公众的认同,美国年青一代有可能在未来面对中国时更加自信。     

中美关系尚未发生"质变"

从1979年建交到2018年经贸摩擦升级为"贸易战",中美关系经历了40年变迁。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华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推波助澜,急于寻找竞争对手。特朗普本人及其执政团队的保守主义倾向加快了美对华示强的步伐,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者"和"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要与中国进行"全政府""全社会"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导致中美关系遭遇建交以来的艰难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已发生"质变"。从美国战略目标和实力匹配度、中美力量再平衡、两国相互依存度及大国关系等方面看,在构建新的力量平衡过程中,中美关系会有起伏和波动,但总体可控,两国关系发生"质变"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对华战略:战略临界点与限制性竞争

美国战略界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战略临界点。其原因在于,中美实力对比出现了巨大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也导致了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美国认为中国军力超越了美国在亚太的传统优势,中国经济崛起动摇了美国霸权的基础,而且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此,美国对华战略正试图寻求调整。在战争、遏制、接触等单一战略均难以奏效的前提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很可能采取限制性竞争的对华战略。美国将会试图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网络战等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印太战略"也属于对中国的限制性竞争战略。对此,中国应强化战略制衡,加速战略转型,继续推进合作,并以整体战略化解美国的限制性竞争。     

中美安全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专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钱文荣研究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中国国家利益已超越国境,正在逐步扩展到五大洲,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与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的冲突也增多,美国对我国的疑虑明显增加,大大加强了对我国的防范和遏制力度;与此同时,由于两国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中美两国共同安全利益的交汇点,特别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方面两国合作的内容和范围也在扩大。中美安全关系呈现出愈来愈复杂的格局。如何处理好如此复杂的安全关系,关系到中美关系能否长期相对稳定和健康发展,进而关系到两国各自长远的战略利益。为此,本刊记者特采访了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美国研究中心常务执行主任钱文荣先生。现将采访的内容整理如下,希望能对人们深刻认识中美关系有所裨益。     

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准确认识美国的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把握其哲学思想、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战略理论等思想根源。美国根深蒂固的“天命论”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及对丛林法则的信奉，导致其形成了唯美国独尊的历史观，建立了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美国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形成了偏执地树立假想敌的政治安全观和“重利薄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将中美关系推向竞争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中国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方位、综合性地应对和塑造中美关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中美关系的变迁与未来”的对话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纪念日。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行,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关系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不仅受世界格局的影响,同时也形塑着世界格局。当前,两国均处于新的结构性调整期,中美关系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新机遇与新挑战。那么,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两国关系如何影响着世界格局?怎样看待当前美国这场规模空前的对华战略反思与调整?在中美贸易摩擦急剧升级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美之争的实质该如何界定?经历了40年曲折发展的中美关系将走向何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本刊特邀中美关系领域知名专家、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三卷本《中美关系史》作者陶文钊,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评析

拜登政府将对华科技竞争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强调提升美国科技竞争力、维护美国科技与军事优势以及迟滞中国科技发展与进步。为实现这些科技竞争战略目标,拜登政府一方面加大对本国科技产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特别是高端芯片产业的发展以阻滞中国科技进步,组建高端芯片排华供应链联盟及出口管制联盟。拜登政府将科技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做法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主义,不仅严重干扰全球科技产业的市场化分工,阻碍全球科技进步,而且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