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诱惑侦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由于打击犯罪和稳控社会秩序实践的需要,诱惑侦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比较普遍,且有启动程序随意化、适用范围扩大化、诱惑方式粗放化、规制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迫切需要规范。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诱惑侦查在内的隐匿身份侦查的地位及其限制条件。但是对于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的限制条件的诱惑侦查,应当如何规制?是使用程序终止、非法证据排除、减挡处理还是综合运用?如果使用证据排除,排除的范围、效力如何?由于此前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1并没有涉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比较,以期为下一步更好的司法乃至立法提供基础。     

关于新刑诉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理解

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有新的规定.解读这些规定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内容: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及其特点、种类、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刑技措施的区别;技术侦查措施的三个适用范围、一个适用环节、三个适用对象的立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控制原则、使用主体、批准与决定主体、执行王体、审批程序、监督机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的条件、证据材料使用规则.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进行立法规制,这不利于保障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也与现代法治国家遵循的侦查程序法定原则相违背。借鉴他国秘密侦查措施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条件、执行依据、适用对象和救济方式的法治化对策。     

论庭审中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

秘密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具有秘密性特征。现阶段立法上的空白、与公开质证的相冲突都令其处于尴尬的境地。参考域外经验,可通过完善立法和质证程序的完善来实现秘密侦查证据的有效采信。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中国古代秘密侦查方法析评

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特殊功能，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我国古代便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各种秘密侦查方法，其中包括以“侯”侦探，逆用犯罪人；设告密箱；跟踪盯梢和狱内侦查等。古代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合理内核，也为现代秘密侦查方法提供了相当的启示，如善用现代科技，促进秘密侦查方法的完善；面对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困境，从秘密侦查启动条件、启动主体、秘密侦查适用对象、实施程序、秘密侦查所获取资料的线索以及证据价值、违法秘密侦查的后果等方面完善我国缺失的秘密侦查立法；根据主体、客体、程序和是否穷尽等要素合理适用秘密侦查手段。     

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的证据规则分析研究

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广泛应用于侦查活动,但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体系在实体规制、程序规制、证据制度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其核心问题是证据规则,它直接体现立法目的以及影响该措施能否有效实施。在学术界对于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概念的表述尚未统一,其关系未形成统一界定,二者对于证据规则问题没有进行区分,这极大影响这两种侦查措施的应用。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出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概念、特征,得出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是交叉关系,以分析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证据规则的问题,并对其提出相关建议。     

德国的秘密侦查制度

德国是当今世界秘密侦查分散型立法模式的典型.德国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邮件检查、秘密监听、卧底侦查、秘摄秘录等.综合衡量,德国的秘密侦查已基本上实现了法治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秘密侦查程序法定原则得到基本确立；建立了针对秘密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犯罪嫌疑人在秘密侦查程序中的诉讼地位得到较大提升.当然另一方面,...     

论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舍和运用刑事非法证据 ,涉及到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两大法系中很多国家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态度不甚明确 ,因此必须完善有关立法 ,制定配套制度 ,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公安侦查程序中瑕疵笔录证据

公安侦查程序中的瑕疵笔录证据属于主体真实的证据,与合法证据、非法证据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区别。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中国式"创新——瑕疵证据可补正的排除规则,附条件的承认公安侦查程序中的轻微程序违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在刑事诉讼理论日益完善,警力资源严重匮乏背景下,系统分析公安侦查机关侦查程序中的瑕疵笔录证据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并提出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建议显得格外重要。     

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已不能满足秘密侦查实际需要,为规范和控制侦查权、保障人权,为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接轨,必须对秘密侦查的适用原则、范围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可采取两种立法方式:一是宪法和刑诉法授权侦查机关各自单独立法来规定秘密侦查行为;二是在刑诉法中将所有侦查机关的秘密侦查行为共同加以规定。同时,应明确规定秘密侦查行为的比例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审批原则;规定秘密侦查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案件;规定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批准主体和监督主体、实施期限和延长程序,以及秘密侦查记录的销毁制度;规定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正当程序视角下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完善

当程序对于侦查程序的控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原则:程序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司法审查原则以及权利救济原则。以此为视角,审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立法存在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及适用条件不明确、没有指明批准机关、缺乏对犯罪嫌疑人相关权利的保障、缺乏对违法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制裁措施等问题。为此,应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以及细化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条件,确立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进行审批的模式,赋予犯罪嫌疑人对适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信息的知情权、提出异议权,注意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衔接。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规定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负责发现非法证据的部门及内部工作流程、公安机关负责人认定非法证据情况的程序、相关的救济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由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确实存在阻力多、动力小的问题,基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征,我们不宜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引入过多的对抗因素来促进非法证据的排除。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应当突出侦查活动的固有规律,立足于侦查程序内部的单向排除模式,简化排除程序设计,贯彻及时排除原则。     

对网络犯罪案件中电子证据的思考

电子证据是电子技术出现和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由于其出现时间不长,存在取证、认证、质证等问题。应尽快发展电子证据立法、取证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吸收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及侦查技术手段,不断完善我国电子证据方面的相关立法及侦查技术手段,确保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     

电子数据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的运用——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电子数据独立的证据资格。电子数据证据(简称电子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起到了作为证明犯罪的关键证据、辅助证明犯罪事实和手段、帮助发现犯罪线索、突破案件等重要作用。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殊搜查和扣押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等问题,故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电子证据取证须符合合法性、及时性、全面性和比例原则,并采取特殊方法予以收集固定。     

浅谈审查批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促进侦查机关合法取证至关重要。对现行审查批捕，应从立法上、程序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依据法理和法律的规定对有关证据予以审查排除，从而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德国乔装侦查的证据转化及启示

德国1992年立法为其乔装侦查的证据转化提供了三条可行途径,即传闻证据规则、犯罪情报到证据的转化以及线人替代出庭作证。其为我国实施卧底侦查证据转化提供了借鉴,在卧底侦查法制化,传闻证据规则的特殊适用,推进证据—情报—证据的转化模式和慎用秘密力量替代的转化途径等方面有所启示。     

职务犯罪秘密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域外各国职务犯罪秘密侦查的立法情况及其基本特点,给我国职务犯罪中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要排除职务犯罪不能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观念;二是要通过立法明确授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使用秘密侦查手段;三是要严格适用条件;四是要建立对秘密侦查手段使用的监督体系。     

论诉讼中的公证证据

公证是一种预防性的非讼证明程序,与审判程序虽然不同但存在联系,公证证据具有证据效力,可以在诉讼中使用.公证证据具有出具主体特定、程序法定、意思自治与国家行为结合以及具有法定证明效力等特征.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或地区均承认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效力,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据效力.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必须符...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探讨

立法规定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中国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巨大进步。在侦查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侦查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证据观念的转变,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措施的改进等方面。其次,存在着非法证据界定难,非法证据举证难和规则适用参与难等问题。这就需要侦查机关转变证据观念,提升依法收集国家证据的能力,完善侦查机关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进一步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走向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