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及改变途径

“农民工”问题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新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许多贡献,城市越来越离不开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享受到与贡献对等的权利,任何时候自己都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呼,处于城市社会的下层地位,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本文首先考察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的表现方面,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的多方面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的建议和对策。     

空间隔离与集中化生存方式：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研究

统计分析发现,的确存在城市农民工自愿性隔离现象。一方面,农民工在择业的时候,往往采取集中化就业行为,来自同一籍贯的农民工在某一行业＂裹窝＂就业;另一方面,同乡农民工在居住方式上也采取聚居形态。统计数据证实了隔离与社会距离的相关性,聚居和集中化就业现象是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产生的重要原因。数据分析发现,文化程度与农民工的就业和居住方式之间有一定相关性,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喜欢采取集中化的生存方式,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这种取向比较少。农民工的集中化生存方式一方面为城市农民工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影响了城市社会的稳定。在治理方式上,城市政府应该秉持因势利导的原则采取疏导为主的政策,一方面为城市农民工提供各种服务,以安定人心;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工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     

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凸显。但从社会地位来看,农民工群体处于一种"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处于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在农村社会中,他们却属于精英群体。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包括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政治建设和新农村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互动机制及其助推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标志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农民工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着人才缺失、农民主体性缺失、乡村治理无序、资金短缺等多重困境;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项目和平台,其政策红利吸引着农民工进行返乡创业;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又能及时弥补乡村人才缺口,促进乡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保障,并能够改善乡村社会治理。因此,可以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策略,构建多维度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开展针对性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支持等途径来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点、问题与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宏观社会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大多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向往公平与平等,追求工作的发展性;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又成了城市和农村都很难融入的“边缘性群体”。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边缘性”问题,应当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向度进行整体思考。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与对策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重点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捉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因此,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重要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并阶段性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防止出现“蜂窝效应”。     

第二代农民工群体特征与市民化诉求

第二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阶段＂民工潮＂的产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城市为坐标,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他们强烈渴望市民化,实现同等待遇。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促进城乡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社会必须从职业生存、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入手,推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归因与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融合困难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应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与利益诉求,从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两方面继续探索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新对策.     

社团组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桥梁

社团组织是介于政府与单位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中观管理层次,是公民社会服务的重要组织。农民工脱离乡村组织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显得非常尴尬。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国家正式组织还远不能满足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需求,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必不可少。因此,充分利用社会团体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桥梁作用,是当前保障农民工政治参与有序进行的重要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及其职业能力提升

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在社会认知、思想观念、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方面与城市同龄人没有多少区别,维权意识和社会主人公意识也更强。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加之传统制度壁垒的限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之路异常尴尬,既融不了城市,也回不去农村。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有两条:一是通过职业能力提升进一步市民化最终融入城市,二是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扶持和自身努力,开辟一条回乡而不务农的创业之路。     

农民工犯罪的文化冲突论

犯罪本质上是文化的一个侧面.随着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兴起,以文化冲突理论为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解读农民工犯罪在中国转型社会之文化层面的深层本质至为重要.由于文化冲突理论强调犯罪是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之间冲突和对立的产物;故该理论重视在中国场景下对农民工群体及其犯罪亚文化的分析与解读.将农民工群体视为现代游民的主要来源,将农民工犯罪亚文化的实质归结为游民所天然流淌的游民意识,将农民工犯罪发生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解读为游民意识与主文化的冲突.     

城市农民工住房现状及其解决路径

农民工是中国特定户籍制度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物。他们在城市的住房条件与城市市民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市民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可是农民工的住房状况基本没有多少改观。解决好农民工住房问题,不仅关系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也关系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关系中国的长远发展。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必须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入手,并辅之以必要的具体措施。     

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思考——基于W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对城市而言可能滋生着"动乱",孕育着社会风险;对农民工来讲则伴随的往往是痛苦和无奈.无论从理想考虑,还是从现实而言,农民工都应该是"和谐地"融入城市,而不应是"机械地"融入城市.影响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关键障碍是制度歧视与供给不足;深层次障碍是利益分歧与冲突.实现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目标,既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更要未雨绸缪,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促进农民工自由而全面发展.     

农村大学生流失与社会秩序危机——潘光旦关于乡治问题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潘光旦认为,对于治理而言人才比物质、制度等更重要.近代以来乡治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农村大学生外溢所致的地方人才匮乏.这与现代教育所致的农村人才外溢到城市有关:一方面,现代教育在内容上一反传统儒家的基于孝而维系家族或乡村的宗旨,这表现为儒家知识式微及地方性知识退场,另一面是教育的城市中心主义,表现为教育个人主义或国家主义.在资源与制度城市中心格局下,现代教育的接受者作为国家的人或自由个人而日益流向城市,以至乡村人才流失,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具有极强外生性,因其缺乏地方治理的德与才,故乡村日趋瘫痪.改善乡治要培育治人,需要乡村教育在地化,适度加强儒家知识与乡村知识,还宜限制教育的过分离乡化等.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概念辨析与解释模型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一般指1978年以后出生的,目前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所进行的犯罪.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犯罪群体,具有胆子大、手段狠、预谋少、非侵财性犯罪多等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与其社会结构的解体;而社会化机制缺损和社会参照群体的转换,是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率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犯罪率的根本原因.     

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再思考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农民工犯罪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犯罪人员流动性强,侵财型案件所占比重大,共同犯罪明显,暴力化倾向严重,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而另一方面社会歧视性政策使得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对立情绪和反抗意识;加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入不敷出,被剥夺感强烈,从而容易引发一些过激行为和犯罪行为。因此,改革不合理的歧视农民工的现行政策,加强法律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根本性措施。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支持模式及其比较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涉及在个体化的社会如何实现整合、也即疏离的个体如何进行制度化和再嵌入的问题,它在本质上探讨的是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方式。根据支持资源来源的不同,农民工城市融入有五种支持模式,即个体支持模式、自组织模式、公共部门支持模式、市场支持模式和社区支持模式。其中,社区支持模式是开放性的、自治的和多主体的治理格局,是从结构—制度与行动—实践的角度来看待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它既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也不是由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市场来操控,而是建构一种包容性的基层共同体,这是一种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体之间的整合模式。     

乡村精英与规则变迁

乡村治理模式与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形成,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个结构性因素:乡村精英与规则。一方面,乡村精英根据地方的需要选择适用不同层面的规则,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对多元规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规则凭借自身的公共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约束和规范乡村精英的行为,并最终保证乡土社会和谐的生活方式。     

青年农民工培训刍论

数量大、潜力大的青年农民工是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培训青年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素质与能力,是社会全面发展、增加国家综合实力的现实吁求;具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青年技工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提高青年农民工素质,帮扶其成为技工是个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内需"。我们要厚待、尊重农民工,必须重视、大力地培训青年农民工;职业学校、成人学校和企业大学是培训农民工的主体,培训青年农民工学校要介入、要担当。     

内卷化: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态特征和自我认同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以北京某大学食堂女工为例,从工作和生活两个方面考察了她们的生态特征和自我认同,发现她们在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结构性原因在于城乡文化的矛盾、户籍管理制度的障碍、家庭和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农村和城市两端推动相应的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