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定居型就业迁移”的城市化模式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所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也是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创举。但长期以来,政府对这一群体所实施的＂生存型＂社会政策目前已难以维继,体制、机制及相关制度的变革与完善势在必行。对此,本文提出农民工＂定居型就业迁移＂模式,探讨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博弈与合力推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城市＂大混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构建;推进以农民工家庭＂体面就业＂等方式实现其人口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的要求及其矛盾——以浙江省外省务工人员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农民工争取公民权,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争取完整公民权的基础。浙江省外省务工人员具有三大特征：文化程度、技术等级较低;生活、工作于社会底层;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追求未来意愿,甚至可能采取集体行动。这三大特征的内在逻辑是,＂文化程度、技术技能等级较低＂与＂生活、工作于社会底层＂相一致,并且会陷入恶性循环;＂文化程度、技术技能等级较低＂与＂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追求未来的意愿,甚至采取行动＂相冲突,并且一方面很难依靠个人自行解决,另一方面又很容易激化为社会矛盾。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发现存在着以下内在矛盾：外省务工人员较低的整体素质与浙江省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建设创新型省份发展要求的内在矛盾;外省农民工＂市民化＂的强烈意愿与浙江省土地等自然资源、各级政府需要承担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内在矛盾。要防止以民粹主义的态度渲染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不平等,科学处理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调整问题。党和政府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政策的提出、调整和实施,都要在广泛征求、听取各利益群体的意见的基础上做出。     

城市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

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拉大,两个群体之间的自愿性隔离的程度很高。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歧视性政策、城市居民对城市民工的整体性偏见与歧视,是造成民工与城市居民自愿性隔离的主要原因,而民工的社会网络又为民工选择自愿性隔离提供了现实条件。     

女性农民工城市生存边缘化及其防范

女性农民工城市生存边缘化是指她们在城市居住和就业时处境日益相对恶化,偏离城市的主流生活,处于城市生存的弱势地位的一种生活状况。女性农民工城市生存表现在外出就业渠道、职业角色、生存身份、社会保障、社会地位、情感婚姻等诸多方面的边缘化。其原因与城镇化推进中的社会资源配置、城乡二元结构、女性素质、城市包容度等有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和性别的发展。     

第二代农民工群体特征与市民化诉求

第二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阶段＂民工潮＂的产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城市为坐标,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他们强烈渴望市民化,实现同等待遇。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促进城乡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社会必须从职业生存、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入手,推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城市化与乡镇化:执两用中化解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疏离问题

改革开放撼动城乡二元结构,结果之一是农民工的出现.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市民皆有差异,在心灵上与城市、乡村存在双重亲近与疏离;这一方面与其农村生活时间短、接受现代化教育、尤其是与他们的城市期望使之认同城市有关,另一方面,文化观念、相对剥削和社会排斥等又令他们对城市有所疏离.这种疏离感不利于社会团结及其自身的心理健康;化解之道在原则上宜执两用中:一方面提高城市职业群体的人文化,另一方面推进不失乡村记忆的、有机发展的乡镇化.     

二重与多维:融入进程中的社会认同——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

通过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920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和访谈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现状为:对公共政策歧视度呈中性偏消极评价;与市民的人际交往状况较差,但未现隔离与排斥之势;对现代性的城市文化初步接纳与认同;自我身份认同游离于"市民"与"农民"之间。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总体呈现广度上的多维性与深度上的二重性特征。     

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进城农民工除了经历生活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外,还要经历一个社会网络的转型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转型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和借重程度大大降低,城市特征更为明显。职业和居住地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建构有重要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出现了城市农民工阶层,对农民工阶层的生存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引入社会排斥概念,从城市农民工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市民权利、城市文化三方面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描述农民工在城市所遭受的多重不利境遇。     

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及改变途径

“农民工”问题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新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许多贡献,城市越来越离不开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享受到与贡献对等的权利,任何时候自己都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呼,处于城市社会的下层地位,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本文首先考察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的表现方面,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的多方面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的建议和对策。     

房地分开、租税分流———农村房屋流转的途径与办法初探

农村房屋不是商品,但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上市交易。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但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椒;农民买卖自己的房屋,并不能买卖属于集体的土地。因此,农村房屋买卖应该实行“房地分开”;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购买农村旁屋,但除了支付房屋价格以外,还应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租,地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城乡资产融合,城乡房屋同地同房同质同价,政窬在整个城乡房屋的开发环节、持有环节、交易环节都能收取税放,这种税放收入量大、稳定,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当前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思考——昆明市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分析

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不间断地组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多发势头。但此类案件还是边打边发,难以有效根治。原因:1、买方市场巨大的需求,刺激着拐卖儿童犯罪的滋生与蔓延;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子女“放养”现象普遍。建议:1、从立法上加大对拐入地买方市场和买主的打击、惩处力度;2、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制定具体的处罚条款;3、出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4、建立全国性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DNA数据库。     

改革开放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不仅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从深层看,就是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成员所认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不断发展,从而推进民族认同的变化,并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民族认同的程度、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对民族领导核心的认同程度。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拉开了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序幕;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改变了中华民族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当前,我国社会有两个“认同点”（或“凝聚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生问题,二是腐败问题。只有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能推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思想政治教育与维护国家思想文化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应围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主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地评述,并且敏锐地捕捉和紧跟思想文化界的前进脉络,与时俱进,大力推动思想文化界的理论创新。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和谐与创新型单位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构建和谐、创新型社会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政治导向的过程。这一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共命运,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发展相一致。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会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网络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人们的生活、工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研究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积极制定对策 ,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