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共产党由领导党为主到执政党为主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由革命党到领导党的转变,这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的变化.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就很难改变执政党迈向法治化,也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所以,我们提出中共应当自觉推动实现本党由主要是领导党向主要是执政党的角色转变.这种转变与党自身提出的由以政策为主转向以法律为主、由人治转向法治的进程是相适应的.     

论依法治国与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变革

本文认为 ,依法治国给执政党执政方式提出的变革要求 ,主要是应从传统的领导方式向符合法治要求的执政方式转变 ,即从主要以党直接执政的形式向以国家执政的形式转变、主要依靠党的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转变、主要靠人治执政向靠法治执政的根本性变革 ;提出执政党应通过采取执掌国家政权工作重心的转移 ,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 ,注重保持党的政策的合法性 ,尽快制定监督法把宪法规定的对执政党的监督落到实处等措施 ,以适应依法治国给执政党执政方式带来的变革。     

中央领导集体社会治理的法律梳理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领导人的思维习惯也会随之渐渐演变。党的领导人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影响和推动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领导人的社会治理的侧重点不同,考察其历史轨迹,党的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运动式、法治式和沟通式的推进形态,从直接依照政策到依靠法律的过渡,由人治体制向法治体制的转变,党的领导人是由传统威权型领导人向现代法理型领导人转变,而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则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反映了一个革命性政党成功地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新论断、新举措、新观点。不断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在加快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适应我国法治建设从器物到观念的转变,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领导干部应正确处理好党法、权法、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同时从树立法治理念、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等方面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     

浅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征及其优势

在中国政党制度中有两对对应的概念,即领导党一合作党,执政党一参政党。中共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的、领导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各民主党派不仅是参政党,而是接受中共领导、与中共长期合作的政党。这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所不具备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党执政方式转变的思考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厉行法治要求党的执政方式必须从主要依靠党的政策执政转变到主要依靠法律执政。为此党应正确处理好与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     

法治政治与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中国如何转向以法治为保障,以自由、公平、有序、非对抗性竞争为内涵的现代民主国家,既是对执政党的考验,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考验。而这一转型的成败,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忠诚并信仰宪法,自觉推进法治政治,通过限制自己的权力来重铸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重建自己的政治权威。法治政治,归根到底是要求权力服从法律,共产党依法执政。     

党依法执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既是时代的本质要求,又是一项重大的法治创新。它不仅将引起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将对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产生深远影响。党依法执政,需要厘清执政主体、执政行为和执政责任三大核心要素;需要实现执政方式上的三大深刻转变:即党从主要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法律执政转变,从强调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向既严格遵守法律、又主动创制和运用法律执政转变,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与领导国家法治建设分头实施向二者同步推进、统一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转变。     

坚持依法执政推进司法独立

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确保司法独立,是我们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依法执政的提出,对于改善和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试图对依法执政与司法独立的有关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法治视阈下中国执政党治理问题研究

执政党树立法治取向,是从传统党的建设向现代政党治理跃升的重要指向。中国执政党治理的相关问题必须置于法治视阈之下加以深入研究。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大体可以归为间接型和直接型两大类型。中国政党制度下,执政党建设状况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那种政党与国家间接型关系要更加显著。改革开放后执政方式转换需要在政党治理上作出回应。政党治理不能拘泥于自身范围的单向思维,政党、国家、社会的复合结构要求执政党调整内部治理的方略。政党与国家直接型关系下紧密而适度分离的原则,对中共转换执政方式和自身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法治视阈下中国执政党治理必须处理好执政党的主张与国家意志、党的制度化建设与国家法治化、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党的领导者个人意见与权力公共性等重要关系。     

适应时代需要 推进依法治党

党的十五大作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郑重地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又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之中。这不仅标志着执政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而且...     

论革命党、建设党、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一个领导革命的政党,现在是一个领导建设的政党,并且正在向着成熟执政党进行历史性的转变。作为革命党、建设党,她由q-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建设的规律所决定,要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也必须遵循这些客观规律。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

本文探讨了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几个最迫切的问题,要树立法律的权威,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和观念、树立司法权威,转变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方式,由各级党委副书记兼任地方各级法院院长。     

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树立和增强法治观念

依法治国，标志着我们党执政方式和治国理念的重大发展和根本转变。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党的各级领导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和增强以法治、平等、民主等为精神内核的现代法治观念，这既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内在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论社会主义法治之下的以德治国

社会主义法治之下“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执政党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以法治为主,辅以德治的社会政治局面。把法律的正义性与社会的道德价值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法治形成自觉、自律、理性的法治秩序。     

试论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方式

执政主要是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政权系统的领导。执政方式如何,关系到执政目的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党的执政方式的选择也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并做出科学、适当的调整和转变,这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效率、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举措之一。     

实现法治国的“四心”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 ,法治由法学的神圣殿堂飞入寻常百姓家 ,步入社会生活。法律至上、罪刑法定、司法独立等等抽象的法律概念已不再是法学家的专利 ,而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法治国不再是遥远的理想彼岸 ,而是我们经努力可以实现的社会的实在。但不容置疑的是 ,我们步入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路途漫长 ,任务相当艰巨。为此 ,我们必须坚定“四心” ,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夙愿。其一 ,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依法治国的恒心。依法治国关键在党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依法治国的社…     

西方政党的执政方式及党政关系

西方国家执政党也具有执政党和领导党的双重身份,但它并非国家权力中心,既不直接施政,也不直接对政权机关和社会发号施令。其领导主要由执政来体现;其执政以在政权体制内发挥主导作用为主,通过掌握和运作议会、政府等政权机关来实现;间接和超脱是其执政方式的显著特点;政权机关内的党组织和担任政务的党员也有比较大的自主性;执政活动基本上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因此西方国家的党政矛盾不突出。这些做法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民主党派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治国原则和领导方式的重大发展和完善。我国各民主党派作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积极响应中共的法治倡导，是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