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互动关系初探

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法治建构的重心完全置于国家与政府的“依法治国”上,忽略了现代法治内涵的另一个层面——社会自治。从长远看,这会使中国走向一种“形式法治”的社会。本文从国家法治和社会自治在法治进程中互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入手,阐述了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建构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的互动和呼应。     

法治中国的结构形态及实现路径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法治中国不仅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同时,也要求社会依法自治。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法治国家是关键,法治社会是归宿。当前法治建设必须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     

“以政党法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笔谈(四篇)

<正>主持人语:建设法治中国,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内在地要求政党法治。法治政党作为政党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证。面对政党法治与法治中国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阐述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提出了执政党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重大战     

如何使法治成为国民的信仰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且被国民信仰的法律只能是和必然是良法。在我国,要使国民信仰法律,信仰法治,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和创设起使法律能够顺畅运行、公权力受到严密制约、违法行为受到有力制裁、社会正义得到有效维护、法治文化深入人心的法治国家机制。这种机制一旦形成,法治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国民的信仰。     

国家、社会与现代法治

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然而 ,现代法治应当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协调统一 ,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 ,法治应当得到社会的回应。法治以社会、还是以国家为重心 ,选择何种法治模式 ,必须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 ,对当代中国来说 ,建立起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治模式是最必要的选择。     

"法治"释义

什么是我们要实现的法治即法治建设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是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理论界将"法治"等同于"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给法治建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法治不仅仅是"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还包括"市民社会自治","市民社会自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以党的重要文献和领袖著作为研究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与国家一体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科学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通过工作重心转移和推动改革逐步突破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的传统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从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基本制度等方面的变革中不断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依靠国家制度的构建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规范；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依靠社会管理的创新，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地方政府权力扩张和失范及其治理路径选择

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权力恶性膨胀、无序扩张,滥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情况比较普遍和严重.当今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扩张,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也同政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状况不无关联.有效防止公权力滥用和失范,既应把地方政府权力行使纳入法治轨道,还应将地方政府权力制约纳入法治轨道,推进其法治化进程.推进地方政府权力制约法治化,是破解当下一些地方制约权力的新的制度规范不断出台、而侵犯私权利的权力腐败案件却多发频发这一困局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实现权力法治的重要保障.     

基于法治战略视角看"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性底蕴 ——兼论社区警务的战略意义

揆诸古今中外之治理模式,可以说任何法治战略的设计都离不开德性支撑。广义的法治战略包括国家治理战略和社会治理战略两个方面。以今日标准观之,国家治理战略包括法治、德治、自治,且以法治为主;社会治理战略包括自治、法治、德治,且以自治为主。两种战略均以德性为支撑。狭义的法治战略则是对法治发展模式及道德与法律之关系模式的一种设计和规划。法治战略的实施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和法律教育等在内,同样显示了德性支撑的特色。社区警务战略的设计应当服从于社会治理战略的设计,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都应当以德性为支撑,都应当彰显一种人道和德性的力量。"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德性底蕴,在"枫桥经验"中孕育出来的社区警务新模式,就体现了明显的德性特质,并为整个社会治理战略的型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道化、德性化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支撑作用。     

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 提高依法管理社会能力的措施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断提高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法治性与规律性,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效率性与和谐性,取得各族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必须坚持不断强化法治政府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强化街道(乡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充分发挥社区自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作用,提高政府推进社会依法自治的能力;增强社会组织依法实现自我管理的功能,提高政府动员社会力量管理服务社会的能力;强化对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的管理与服务,提高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能力。     

提高依法行政中规则的权威性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殷切期盼更是在"十六字方针"的更迭、演进中得到了充分地表达。法治首先是规则之治,在依法行政中规则是否完善、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不仅影响到规则本身的权威性,更是直接影响到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我们必须正视在依法行政领域规则不完善以及规则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给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带来的侵害,以及由这些侵害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社会现象,并应从立好"规矩"、严格规范公权力、正当行使私权利等方面入手,提高依法行政中规则的权威性,发挥规则在法治中的引领作用,以期能够如期、顺利达成我国法治建设的奋斗目标。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中国的法治意识土壤中存在公权力偏好,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存在倒置、虚化和随意化现象。这种意识在制度层面导致宪政政体中政府和社会关系界分和设置的混乱,在机制层面上导致司法不能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中立裁判者,从而导致法治之"法"的权力依附性和法治之"治"的落空。作者认为对于后发性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来讲,首先要树立现代的权力和权利观,在宪政体制中界定好政府和社会的制度关系,进而确立符合法治目的和运作特点的机制模式。     

依宪治国道德解读的必要性探源

人们在讨论依宪治国的时候应该将焦点放在如何使社会自下而上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依赖政府与公权力。这就意味着依宪治国离不开对宪法的道德解读。只有通过将法治的思维方式从社会个体拓展到社会群体,从而让社会自身充满活力,才能把法治国家建设融入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之中。对宪法的道德解读不仅是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体现,也是对我国之前"法治中国"表述进行解读和理解法治具体化的思维过程。     

中国法治之路的现实选择

法治是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 ,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 ,法治还是一种治国的原则体系和制度体系。法治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法治的经济决定因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法治的政治基础 ,思想解放为中国法治奠定了精神基础。从现实性和必然性分析 ,中国的法治之路走的是一条以政府推进为主 ,结合社会演进的道路 ,传统社会的中国不能进于现代法治国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前提 ,必须大力培育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再论一体建设法治社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一体建设”重要论述原创性贡献之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论述,赋予法治社会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其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一体建设法治社会,应准确把握认知当前和未来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的重点、突出和关键问题,整体设计、上下结合、全面推进。在推进一体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清除制约法治社会建设的障碍因素;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法治社会有利基础;要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促进法治社会建设;要加强社会保障,助力法治社会建设。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运用能力的现状及提升对策

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概念,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是一种底线思维、规则思维、权利思维、契约思维,具有合法性、民主性、程序性、限权性、透明性的特征。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是法治社会最基本思维模式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治理视角中坚持法治思维需要对领导意志扭曲法律执行、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公权力过于强势、重结果轻程序思维传统进行反思。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运用能力,可采取培养广大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构建增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需要的外部环境等对策。     

未来法治植根何处：一种分析进路的概念省察

如何赋予"未来法治"这样一个新鲜的表达以实质性的内容,是法学研究必须审慎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否则运用一个含义不确定甚至模糊的概念进行理论和实务的表达,极易造成概念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导致理论研究呈现出"新瓶装旧酒""热闹而不深刻"的现象.中国法治建设仍然处于不断的推进之中,法治所指涉的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是一个当下即时的概念,需要的是现实且有针对性的思考,不能"避当下而求未来"."未来法治"的内容指向仍然是科技与法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下新兴科技的发展并未动摇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理论研究要避免技术进步所引发的"非理性焦虑".而无论是通过科技发展促进法治水平的提高,还是运用法治手段来规范科技的发展,都应当植根于现实问题与具体需求,植根于对人类个体和整体福祉的关怀,唯有根据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谈中国的法治建设,方能真正面向法治的未来.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重大任务。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构筑法治中国的基石。建设法治社会需要从精神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牢固的社会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真正实现社会依法自治，公民合法权力得到保障。     

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 --兼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价值选择

社会与国家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村规民约与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实证调查为例

村规民约作为农村社会进行自我调整的一种社会规范,对于农村的稳定与和谐意义重大。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是著名的“枫桥经验”诞生地,当地村民自治组织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地方习惯制定一系列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不断完善,对于乡村社会的新农村建设与法治建设产生了诸多积极作用,特别是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