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

为了繁荣摄影创作,《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中国摄影报》及香港摄影学会首次联合主办“爱克发摄影十杰”竞赛活动.欢迎大陆及台港澳广大摄影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积极参赛.“爱克发摄影十杰”竞赛活动分季度赛与年度赛两部分,在季度赛中入选的作品积分累积至年度赛,以积分总和为标准,确定“十杰”选手.参赛作品不限题材,但必须使用爱克发彩色负片拍摄;每人每季限送5幅作品(组照以一幅计),年度赛限送10幅作品,规格在10英寸以下,包括5英寸扩印片,不需装裱;不收在全国性摄影比赛中获奖的作品,不收反转片与黑白片.季度赛截稿日期为3月20日、6月20日、9月20;年度赛截稿日期为12月20日.投稿地址:①北京东单红星胡同61号“爱克发摄影十杰”办公室,邮编100005;②香港湾仔路骆克道68—70号伟信商业大厦21楼香港摄影学会.邮寄信封请注明“爱克发摄影十杰季度赛”或“爱克发摄影十杰年度赛”字样.     

"文化人"语义的历史变迁

拙作《“文人”和“文化人”的起源》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新课题。现对于“文化人”的演变踪迹,根据近来发掘的史料记载,做如下补充——“文化人”称呼回溯到五四虽然“文化人”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但一出现就得到社会认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共生物,“文化人”这个概念延伸到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有文章谈起胡适之教授说:“他家那时在米粮库。(北京城区的)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的区域。短短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胡)适之先生。”这就是公认“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适之”这些五四时期的教授、学者都属于“文化人”之列。还有文章叙     

新胡同文化

北京的小型街道叫做胡同,有东西走向的,也有南北走向的。上海的小型街道称作里弄,方向就不好说了,什么方向都有,甚至弧形的也有。天津呢,仿佛居其中———老城区和北京差不多,至于后来在外围新建的,就有点像上海的里弄了。胡同和里弄的最大不同还不在方向上。关于这,北京专门出了一本《北京的胡同》的书,其中介绍了各式各样胡同的由来,很受读者欢迎。汪曾祺先生也写过一篇题为《胡同文化》的文章,讲述了胡同内部的“小生产”和“自给自足”的原则。前不久,浙江电视台记者来北京访问了我,要我说说对胡同的感觉。我脑子一“机灵”,忽然想到前…     

中国华侨摄影学会举办《侨之光摄影艺术展览》

中国华侨摄影学会为庆祝该学会成立10周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侨之光摄影艺术展览》。这次展出的百余幅作品是从会员送选的几百幅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展览还特别邀请了中国华侨摄影学会部分海外顾问、会友作品参展。《侨之光摄影艺术展览》是1996年“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系列活动之一。学会会长、中国侨联前任主席庄炎林先生在展览开幕致词时介绍学会的情况，他说，中国华侨摄影学会成立于1986年12月6日，现有会员579人。10年来，学会积极组织会员进行创作，并在此基础上，先后举办了10多次综合性展览和个人影展，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学…     

有关郭小川的三首诗——兼致杜连成先生

作为一个与作家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文学编辑,收到今年第2期《前进论坛》,最吸引我的自然是杜连成先生的美文《我的作家梦》。此文详细描述了他年轻时到坐落于东总布胡同45号的中国作家协会去拜访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情景:“我是慕名而去,因为我读了不少郭小川的诗,尤其是长句子诗:《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诗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谈话的时间不长,当时又有一位作家进来,郭小川介绍是萧乾。”人所共知,萧乾先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挨整,被打成“右派分子”,丢了《文艺报》副主编的职务,从此也就调离作…     

茅盾故居

茅盾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先生最后七年,就是从1974年到1981年,他是在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13号度过的。 后圆恩寺胡同古朴幽静,巷子里有数棵百年以上的古树,枝叶繁茂,绿叶浓浓,13号是一座僻静、安宁的两进四     

一种“抛砖引玉”的兴奋——捧读金春明先生、郭汾阳先生的文章

读到《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金春明先生的《一点补充和思考——读〈毛泽东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一篇是郭汾阳先生的《也谈“约法三章”及其他》，非常高兴。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我发表在2008年第8期《同舟共进》上那篇关干“约法三章”的文章引起的，我有一种“抛砖引玉”的兴奋——这不是客套话，确确实实是肺腑之言。     

儒道与《易》道比较略释

本文是对儒典与《易》典的比较探索 ,并在此过程中 ,着重阐述孔子的智慧、儒家思想的渊源与本质 ,且特别指出儒说“尧舜”、“天下至圣”所修学之儒道与《易》言“大人”所修学之《易》道 ,其实是相互贯通、互为观照的。     

从研究生学历说到博导论文

今年三月号的《同舟共进》杂志“新观察”栏目刊登了沈存步先生的文章——《从鲁迅学历说到干部学历》,阅后感慨良多,忍不住摸笔冥思,自取续貂之讥。沈文是续一月号有关鲁迅学历     

“我是北京佬”

陈敬贤先生是香港在内地的著名房地产业咨询服务企业戴德梁行集团的成员——泛城(中国)综合住宅服务北京公司的负责人。陈先生的朋友称他为“老北京”,陈先生总是幽默地说:“我不是老北京,我是北京佬!”陈先生说,北京给予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享受。陈先生一看到宋庆龄女士创办的《今日中国》杂志就露出很亲切的神情,因为他去过宋庆龄女士的故居。休息时坐着三轮车逛北京的胡同,参观古迹和名人故居,是陈先生的一个嗜好。     

21世纪中国大学的重建

大家好!谢谢乡土中国学会给我机会,让我在北大的讲坛上与大家交流。 听说乡土中国学会主要研究“三农”问题,这方面我很关切,但没有研究。我的书中也引用了“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上个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给我启发很大。我本人读书甚少,但是偶尔碰到一些令人警醒的思想,便铭刻在心。     

"快乐小吃"及其他

自从“平安大街”开始全线动工,每日我下班后自西向东沿大路骑车回家的习惯随之改变,常常七绕八拐地穿胡同。于是不经意间,就看见了“快乐小吃”。“快乐小吃”位于东四九条西口,是一间门面不宽的小饭馆,十几平米的面积,摆着四张简易钢木桌子,十来只圆凳。生意并不怎样红火,有时仅三两个人在里面吃饭。因这九条在东城是颇有名气的胡同,内中有一所著名的聋哑人学校,一所九条小学,所以离“快乐小吃”不远,就有三四家门脸儿更为阔大、装潢更加漂亮、名号更贴时尚的饭馆。店多,顾客自然分流了。     

宫门口走出的女画家

宫门口西三条九号（现十一号）是胡青先生的故居。宫门口西三条现在是一条有名的胡同,因为二十一号院是鲁迅故居,已辟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先生在这里住了两年多,那是1924年至1926年的事。这个时期,胡青十九、二十岁,叫胡玉贞,刚开始念大学。不过,他们的确是近邻。     

为"新新人类"一辩

“新新人类”存在着，而且不太招人待见。教师在课堂上，要是碰上发染五色、衣洞百出、带着耳环、出语怪异的“新新男生”，感觉不会太舒服。家里要是有个喜欢卡通、迷恋网络的“玩酷子弟”，家长也会很别扭。这一族人大抵是让人着急、让人愁乃至让人烦的对象。当然，他们自己过得很滋润。因此，犯不着为他们辩解、辩护。可是，当看了《书屋》2002年第1期上马俊华先生的《“新新人类”亦“旧旧人类”》一文，觉得还是有为他们说几句话的必要。我要是“新新人类”，学着马俊华先生的口吻和逻辑“kan”（侃、砍）几句也就完了。比如：“拿树叶…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十一、白圭之玷张季鸾先生在二十年代初叶,即已成为国内有名的新闻评论家。一九二四年,飘萍先生在他的《新闻学概论》中说:「《中华新报》为政学会之机关报,其执笔之张一苇君(即季鸾先生),头脑极为明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唯该报营业方面,似未得法,故销数仍未大增。」     

民主意识也应从娃娃抓起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一所小学里,班干部的“民主评议”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当地媒体以《娃娃们的民主评议》为题作了报道。不要小看孩子们的这种“民主评议”,说不定若干年后,从他们这一代开始,中国的民主意识将更加深入人心。孩子们的“民主评议”搞得那么认真,大人们真是应该学一学。如果大人们的“民主评议”也这么认真,我们这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就会快得多。     

《新青年》开辟"易卜生号"之探究

《新青年》4卷6号推出“易卜生号”,专门介绍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话剧和思想,在当时社会产生了轰动的效应,特别是在思想界和话剧界掀起了阵阵波澜。本文即以“易卜生号”为切入点,对于专号开辟的历史背景、契机及对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我欣赏的一句“名言”(外一篇)

2007年4月号的《中国残疾人》杂志“理事长沙龙”专栏，有一篇《轮椅上的“侠客行”》，其中，“侠客”刘峥伟先生的“短语”：“别人看咱低低的，咱看自己高高的；别人看咱高高的，咱看自己低低的”，引起过我的强烈共鸣，而且至今不能忘怀。     

我们同在一个星球

被已故中国摄影泰斗、前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吴印咸先生誉为“当今世界大熊猫摄影最高水准”的摄影艺术作品《同在一个星球》(侯一民摄),3月1日被国内最具权威的北京荣宝斋以5万美金底价公开挂售。这是荣宝斋首次接纳并出售摄影作品,而且是中国摄影家的作品。消息传出,引起海内外人士的极大反响。     

历史首先意味着"到此而止"

当年有句很有名的话,据说是列宁说的。这句话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特定的情况下,这话绝对正确。但我也时时想说另两句相反的话“历史首先意味着到此而止;喋喋不休地唠叨陈年老账有时是时代前进的天敌。”中国可能享有“中华古国”(当年与“天邦大国”同义)之誉太久,可供翻腾的古人古事、前人前事自然是某些国家的几倍、几十倍。专搞史学的人.当然离不开这样的翻腾,惟此才叫“务正业”。但搞史学的人毕竟是各行各业成员总数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们用不着去知道那么多的“史”。有些人的职业与“立志做史学家”远离十万八千里,无论是他本人突发“玩史”之瘾,还是别人强迫他学太多的“史”,我都劝上一句“到此而止”。在某种有关教育改革(包括教材改革)的会议上,我曾多次举例说:小学的历史教材有十几页即可,初中(包括中国史、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