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仪式论质疑

人类学的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最经典的理论之一,是视研究人类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研究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如今,仪式理论已成为旅游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在一些旅游人类学家看来,旅游本来就可理解为一种仪式的过程,而仪式则可用“神圣的旅程”来表达。不仅如此,旅游仪式还被认为是类似人生礼仪中的“通过礼仪”,并以之来分析旅游的性质和动机。从“通过仪式”的“分离”、“阈限”、“融合”三个程序上对旅游的非仪式性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旅游与通过仪式在结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旅游不能是通过仪式,更谈不上神圣。     

论防灾减灾的概念、理论化和应用展望

防灾减灾不是“防灾”“减灾”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均衡的二等分,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概念。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中“减轻灾害风险”相似。在防灾减灾工作中,“防灾”是灾害发生之前的各种备灾活动,“减灾”是限制致灾因子的不利影响|“防灾”是灾前措施,“减灾”是最终目的。防灾减灾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灾减灾。因此,防灾减灾在中国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     

世系、宗庙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被称之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或“正统”,而作为二十五史体裁的纪传体叙事,则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传统。考虑到本纪在所有二十五史中都处于位列第一的核心位置,我们认为,本纪所代表的世系叙事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中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血缘意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由于本纪存在于全部“正史”之中,并在其历史叙事中起着“纲纪”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主要模式|而在这一叙事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宗庙这一特定的建筑空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如果说,宗庙是宗族世系的空间化的话,那么,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则是宗族世系的文本化。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对生态环境的描述是民族志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但其不应仅仅为文化事项的呈现提供一个“背景”,也不应局限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工具。景观人类学的研究,为我们思考社会关系与物质空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因这种关系的差异性所体现出来的空间秩序,则形塑了“景观格局”,为我们重新想象乡村社会文化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而芒景布朗族村不同层级的景观,为我们的“想象”提供了实在的证明。     

经典著作生命力的延伸与扩展——以 ２０ 世纪以来《史记》研究为例

经典著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不朽价值,同时也来自于历代读者的阅读与消费、传播与研究。“史记学”的形成过程,就是《史记》生命力延伸与扩展的过程。20世纪以来,国内的《史记》研究,由“史料学”向“史记学”发展,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向多样发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史记》研究也向集体协作发展,并与现实结合,逐步走向世界。这些新成就的不断出现,正是《史记》经典著作生命力延伸与扩展的重要体现。     

与阿里耶斯对话——就死亡地点讨论纳西族死亡观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研究,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由于宗教情怀曾十分坦然,所以死亡的过程和死亡本身可称为“驯服的死亡”。而到20世纪中叶,死亡的观念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不但被世俗化,而且被医学化。考虑到西方人死亡观念的演变和现代医学对死亡处理方式的影响,阿里耶斯认为,传统“驯服的死亡”到20世纪50年代已被“野蛮的死亡”替代。与阿里耶斯的观点不同,云南丽江纳西族在民间信仰的影响下,仍然推崇应该发生在家中的“驯服的死亡”,虽说在部分纳西族人中,“野蛮的死亡”已成为制度化惯习。     

社会语境下艾滋病传播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基于云南边境跨国务工傣族女性及其留守丈夫的分析

近20年来,云南某边境县出现了大量跨国务工的傣族妇女,她们大多已婚,流动至泰马边境从事按摩服务。妇女的流动使得当地家庭结构和不同人群间的性关系随之发生巨变, 深刻影响着当地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定。由于艾滋病的普遍流行,“高危人群”设立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差别”特质的产物,先前存在的若干“偏见”可集于一身,把某些特殊人群标定为“危险的他者”,由此影响公众对自身感染风险的误判,忽略“高危行为”这一隐藏于“高危人群”之下的真正风险。     

词的语用意义修辞投射的思维脉系

词的语用义的终结语义其实质就是词义的合理变异,其不仅仅在于词语意义本身,更多地表现出它使话语传递出高密度、深厚度和丰富性的表情信息和美学信息,彰显着较高的修辞价值。而这种修辞活动与思维手段有关,是种种思维活动在不断推进中呈现的运动轨迹。其中,联想思维、发散思维和逻辑思维等心理活动在词的语用义修辞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平等话语流变考

纵观现代中国百年历程,平等犹如一颗酵母,酝酿了伦理、政治及社会领域的历次观念革命。从晚清平等话语初渐、民初共和平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阶级平等,经主体平等、选择平等、社会平等,平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话语,成为衡量政治是否合法、经济是否康健、文化是否进步的正当性基准。“敌我区分”、“左右之争”之下,两类不同性质的平等话语体系造成了一种新的司法认同和政法知识传统。当前,以主体独立人格为起点的三大平等,则主要以法律话语、权利话语及其语言逻辑表达自身,并内在地具有一种重构社会和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技术化的“去政治化”特征。平等话语在社会化、权利化和技术化发展进程中,开始从国家建构领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细致的社会“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文学接受与阅读主体

<正> 一文学接受是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之实现的必经过程,因而阅读活动也同样是文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在创作活动中作家是主体,因而对创作生产艺术品的研究必然走向对创作主体的研究,那么,在接受活动中,主体乃是阅读者,所以对接受活动的研究也必然发展到对阅读主体的研究。阅读记录性和分析性文字作品与阅读艺术性的文学作品的区别在于:前一种阅读以准确地理解著作者的记忆中的事件场面或思想理论结构为任,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无需论辩地断定阅读对象作为物质客体之外的某一固定的原本意义的存在,阅读就是寻找这个意义;而后一     

基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美国外语规划演进研究

美国的外语规划, 从 “二战” 前自以为是的外语孤立主义开始, 到 《国防教育法》 把外语能力的强弱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 之后经历双语教育与 “英语唯一” 的较量。 这个较量, 无不体现出语言的政治诉求。 《国家处于危机之中,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的教育改革报告, 则开启了美国联邦政府直接指导全国性教育改革的大幕, 强化外语在改善国家安全状况, 维系世界霸主的战略地位。 在后 “９·１１ 事件” 时代, 美国再次恢复把外语教育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的国家安全意识, 直接启动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外语规划-- “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 外语语言能力被美国赋予了 “具有武器杀伤力” 的高度重要战略价值。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化效应与价值实现——以西藏为例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竞争日益激烈,文化被赋予了特殊的战略价值,被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考量。在我国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要构建均等化、标准化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融涵区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构建对“现代公共人文精神”认知的均衡性,构筑民族地区民众对现代文化的“归属感”,并以此引导多元文化需求的升级,从而实现公共文化体系的社会文化效应与战略价值。     

红河哈尼梯田生态及景观的现代修复

红河哈尼梯田农业生态及景观, 由高山森林、 中山村寨、 下半山梯田所构成, 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独特的农业生态系统和整体的大地艺术景观。 因此, 对她的任何部分的破坏,都将失去整体, 所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 也因此, 对她的恢复和保护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在大量运用现代理念、 现代理论、 现代手段对红河哈尼梯田进行保护和发展的时候, 我们应该“发现传统”, 利用传统知识和传统保护方式服务于今天。 实际上, 红河哈尼梯田农业生态及景观的现代恢复, 就是全面恢复和发展哈尼族的传统文化, 就是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     

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

人类学批评既是当代人类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学展现其重构现实生活关系之能力的重要维度。人类学批评主要从“意识形态批评”和“日常生活批评”两个基本向度展开实践,为自由而多元的声音敞开诸种可能性。在走向反思的历程中,艺术人类学如何秉承人类学批评的传统,对于如何理解艺术|如何发掘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及其价值意义|如何理解和阐释文化交流中的艺术|如何考察和把握当代艺术的多元存在样态及其审美抵抗方式等问题,做出更富于智慧的解读与展演,从而真正开启了艺术人类学的诗学与政治学两个维度,无疑是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向度。     

中国西南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思考

中国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外,基本以山区为主,具有突出的山地矛盾。按照传统城市化路径,平坦土地的短缺会对城市化产生“尾效”,出现农民“失业”与“失地”并存的问题,从而降低城市生活质量,使多山地区陷入城市化困境。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所探索的山水城市理念和多山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为中国西南地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出路。通过发展山水城市模式、城镇上山模式、山间小盆地多中心模式、以及垂向立体模式等,能够解决中国西南地区的城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治理美学与当代批评话语的治理转向

当代社会，美学不断地交叉渗透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领域，呈现美学的社会学转向和实践转向的发展趋势。其目的在于通过审美或艺术手段来改变人的审美感觉方式，重新形塑社会情感结构，这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表述为审美治理。与此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也发生了重要转向，从传统美学研究中所强调的文本批评向度转向了当代文化语境中通过艺术和美学话语介入社会文化变革的过程与方式。而悲剧中有关怜悯和恐惧的情感机制，因其情感的治理性再一次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体系中关注的重要论题。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

滇池流域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谚语、宗教信仰、劳动习俗、民间歌谣、节庆、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既有观念、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也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观念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护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万物相生相克”的生态哲学等|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乡规民约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取用有节”“变废为宝”“崇尚节俭”等。研究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不仅可以保护传承其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 而且也将有助于为滇池保护治理问题提供重要的智慧启迪与理论思考。     

中国饮食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研究

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缺失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餐饮界的一大憾事。从现实需要出发,中国饮食文化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应该是首选。鉴于当前中国饮食文化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应对照世界申遗的“规定动作”,亟须对我国现有各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饮食类项目进行系统摸底普查,并按照非遗标准圈定体系完备、类目界限清晰、史料翔实可靠的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项目。同时,打破申报项目非遗界定的单一性,拓宽在现有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寻找饮食项目的范围,深入挖掘中国饮食承载的文化与传统,重点考量饮食类申遗项目的民族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     

会话话语的审美再分析

会话语境是会话话语审美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会话语境包含言辞内语境信息和言辞外语境信息,其直接影响到会话话语审美关系的形成:会话语境可以使会话生成音响形象及其情感意味之美,并可补充话语信息含量从而引发审美意象;会话语境可以扩大、弱化或模糊会话话语的所指意义,使会话话语具有审美意味;会话话语可以因言辞内语境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异而获得美感;在会话语境信息的作用下,一级所指可以发生变异,转化为二级所指而获得审美优势;会话话语的审美在历时性的传承中,因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语境因素的影响,会不断地被建构、解构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