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旅游景区孤岛效应理论研究

伴随着旅游业发展,“孤岛现象”在旅游景区中日益凸显,景区和社区的差异越来越大,景区和社区的矛盾不断激发,成为阻碍景区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厘清旅游景区孤岛效应概念,对分析旅游景区孤岛的成因、类型、特征、演化等问题,构建旅游景区孤岛效应的理论框架有重要价值。一是对建立旅游景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模式,调解“景区-社区”二元结构矛盾有现实意义;二是能抑制旅游景区孤立发展的极化效应,为发挥旅游景区的扩散效应提供理论指导。     

再论中华民族建设

中华民族的构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留下的重要遗产。中华民族形成以后,便成为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和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中华民族内部却不是均质化的,而是结构化的。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因此,随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群体被定义为“民族”并朝着民族的方向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本身却逐渐地虚拟化了,并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这与中华民族在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以及实现中国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是相互矛盾的。解决这个“应有”与“现有”的根本性矛盾的惟一途径,便是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发展和一体化。中华民族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政治工程,既要从长计议,又必须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而迅速采取行动,尽快在总体谋划的基础上着力推进。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改革的渐进式特征—— 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根据科斯定理的内涵,制度安排如果要实现效率,就要在“局限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中国法制改革的 “局限条件”是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从实践出发,以凝聚社会共识、向社会亟须领域分配法律资源、稳定修宪和实验立法等路径,渐进式推进法制改革,降低法律制度变迁成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中秉持这种政治智慧: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合理配置法律资源、以进一步简政放权,统一政府经济目标和政治发展函数、以提高公民法治意识遏制机会主义并树立法治理念等,继续提高法律制度效益。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治理分析

本文分析了城市治理的几种模式,指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条件下中国城市治理主要解决三大问题,即改革中国城市政府、建立高效的城市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处理城市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与社会治理

水利纠纷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解决水利纠纷是地方官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相对滞后,但水利纠纷的激烈程度却不亚于内地发达地区,类型多样,原因复杂。云南地方官府一方面根据“旧规”“旧制”等原则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规行为,达到维护已有水利秩序的目的,这与内地无异|另一方面对已有分水、用水制度适时调整,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水情与地情,不断完善灌溉制度,减少纠纷的产生,履行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责。     

世系、宗庙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被称之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或“正统”,而作为二十五史体裁的纪传体叙事,则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传统。考虑到本纪在所有二十五史中都处于位列第一的核心位置,我们认为,本纪所代表的世系叙事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中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血缘意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由于本纪存在于全部“正史”之中,并在其历史叙事中起着“纲纪”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主要模式|而在这一叙事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宗庙这一特定的建筑空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如果说,宗庙是宗族世系的空间化的话,那么,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则是宗族世系的文本化。     

城市的“文化名片”

进入21世纪,云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二是国家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三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付诸实施.在这样一个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按照云南省第七次党代会的部署,云南省委、省政府调整了云南省城市化战略.明确提出了云南城镇化发展的新的思路,即:"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省会城市昆明,积极发展玉溪、曲靖、楚雄、大理、个开蒙等地州市中心城市."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关于"环滇池建设国际都市昆明"的构想,其总体的定位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商贸旅游城市;国家历史名城;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云南省省会城市;现代化开放城市和山水园林城市."     

线型城市及其城市化之中国(一)

现行的中国星罗散点的城市格局和中心城市的理论实践以及形成的发面扩张态城市,正在把中国的城市化引向减少耕地、破坏环境、高耗能、低效浪费等等负面的灾难性歧途。线型城市及其城市化是将交通、供电、供气、给排水等重大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线型聚合并以其为中心线打造高效环保的线型城市。线型城市将农业城市化解决了城乡二元化问题,使农民工进城而不失去农业;解决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解决了现行城市化吞噬农田和浪费土地问题;解决了行政低效问题;解决了外贸依赖型经济结构问题,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等。     

城市要不要控制人口

“城市病”在国内的流行,许多地方政府利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开始控制人口,那么,对于目前中国来说,城市化与“城市病”的矛盾,要不要以控制人口来解决?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机会还是问题?     

线型城市及其城市化之中国(二)

现行的中国星罗散点的城市格局和中心城市的理论实践以及形成的发面扩张态城市,正在把中国的城市化引向减少耕地、破坏环境、高耗能、低效浪费等等负面的灾难性歧途。线型城市及其城市化是将交通、供电、供气、给排水等重大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线型聚合并以其为中心线打造高效环保的线型城市。线型城市将农业城市化解决了城乡二元化问题,使农民工进城而不失去农业;解决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解决了现行城市化吞噬农田和浪费土地问题;解决了行政低效问题;解决了外贸依赖型经济结构问题,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等。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城市品牌战略与我国新型城市化进程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城市化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新型城市化进程和城市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塑造城市品牌已成为我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分析城市品牌内涵及我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特征,探讨城市品牌战略与新型城市化的辩证关系。我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可选择的城市品牌发展模式主要有地理型品牌发展模式、历史文化型品牌发展模式、城市产业型发展模式及城市功能型发展模式等四种。在实施路径上应坚持＂调查研究———筛选评价———提炼设计———实施建设———全程营销＂思路,建议新型城市化中打造城市品牌时要多元整合、重点突破、合力推进。     

善治视野下的中国城镇公共治理体系构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超越,是“人的城镇化”对“物的城镇化”的超越,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城镇治理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城镇公共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按照善治及其原则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公共治理体系,也就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论防灾减灾的概念、理论化和应用展望

防灾减灾不是“防灾”“减灾”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均衡的二等分,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概念。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中“减轻灾害风险”相似。在防灾减灾工作中,“防灾”是灾害发生之前的各种备灾活动,“减灾”是限制致灾因子的不利影响|“防灾”是灾前措施,“减灾”是最终目的。防灾减灾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灾减灾。因此,防灾减灾在中国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     

城市化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阻碍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解决,日趋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落后的乡村并存是一直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城市化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应该以城市化来整合农村,用工业化来改造农业.要正确认识大、中、小城市的不同作用,合理引导,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时代的绿色发展转型战略研究

中国进入城市时代,如何促进城市发展与城市化双重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高度融合,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文章剖析了中国城市发展绿色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城市绿色发展转型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时代绿色发展转型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安排,重点进行理念更新、构建绿色生产体系、建立绿色消费模式、加强市场建设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行绿色改革和政策支持体系、推行示范城市的试点等,开展绿色城市化工作。     

植根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互动——城市文化建设之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拓展,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功能效应也逐步凸显,城市化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然而,全球化的时代环境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共时性特征,以及由社会转型期时空压缩的矛盾境遇造成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严重缺失和文化破碎倾向。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导致文化积淀不足;"千城一面"使得城市文化趋同严重;"城市人"塑造的缺位致使城市人文精神空泛。实现城市与城市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廓清城市发展中功能城市与文化城市、世界文化与民族特色、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等一系列关系和矛盾。转型期多样矛盾的展开与突破既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压力,又是发展建设的机遇与动力。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转变,城市管理由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制化管理方式不断转变,城市化由单极向多极和谐发展转变。以制度建设探索城市管理法制化路径,以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和依法治国方针寻求对城市的科学管理;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化和发展经济为主导的单极城市化,90年代后期至今,和谐发展为主导的多极城市化。     

BRT给我们带来什么?

<正>有人认为,BRT仅仅是轨道交通与传统公交模式的嫁接品,是轨道交通“远水解不了近渴”情势下的权宜之计；有人则认为它是一些城市在轨道交通项目被否决后为获得政府启动资金的一个借口；也有人将它看作是解决城市公共交通问题的“革命性”方案。BRT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能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交通问题提供多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