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生活”的现代性要求及其规范性实践

作为现代人我们如何认识当下的伦理生活,如何评估现代伦理生活的境况?这种反思必须抛开不同主义谋划之间的抵牾以及谋划方案在现实生活中阳奉阴违的历史怪圈,而从"伦理生活"这一概念的哲学要求出发理解现代伦理生活的起点。建基于对黑格尔"伦理生活"(Sittlichkeit)概念的解读,它不仅标识了超越现代道德主观性分裂的更高精神起点,而且展示出不同于理论形态的一种道德生活方式。以此为起点,在现代伦理生活的客观化、机制化场域中,一方面是伦理生活的客观性、普遍性要求,面对现代道德的实践困境,主观"单一性"道德转向客观"普遍性"的伦理生活;另一方面是社会客观伦理机制的内在性规范要求,面对客观伦理可能维持一种恶的世界的状况,道德主观性的承认与规范性实践机制就成为必须。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意义开掘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社会,无论是政治、经 济、文化,还是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处在新与旧的碰撞、彼与此的摩擦、东西方文化的较量之中,面对种种复杂现状,如何冲开迷雾,找到正确的方向,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本文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特点、传统文化规范下的基本价值追求、传统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以及传统伦理文化的世界意义方面进行阐述。     

现代政治伦理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在由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其文化心理及行为规则层面必然要求政治伦理的现代化,现代政治伦理的产生与建构是政治转型的深层变革,这种深层变革又必然推动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一、伦理政治、政治伦理、现代政治伦理伦理政治是与法理政治相对应的概念。它们所描述的是两种典型的政治形态。比较文化研究表明,伦理政治是中国政治的典型模式,它以“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双向同构为特征,即把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相结合而构建的政治理论体系和政治统治模式。法理政治则是通常所说欧美国家的西方政治的典型政治…     

现代性问题与湘学研究之“论”的维度

现代性具有外在制度结构层面的形式化、理性化和内在文化心理层面的感觉化的双重意蕴 ;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道德文化与生存意义的危机 ,围绕着这一问题而产生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 ;湘学研究须超越纯粹的学术史与文化史的研究角度 ,而应该对现代性问题采取一种从传统创造性转化而来的思想理论立场 ,此即本文所谓湘学研究之“论”的维度。湘学研究之“论域”包括 :湘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外在的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以及现代人内在心性结构的重建等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均提出了一种思想理论立场 ,并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湘学可以说是一种新湘学 ,也是一种后儒学 ,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试论中西方美德伦理传统的现代价值

在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盛行,道德失范与信仰危机并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日趋紧张。面对现代性道德困境和伦理问题,存在着多种路径或选择,汲取传统美德伦理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路径或选择。中西传统美德伦理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厘定中西传统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系统,使之重开新生面,是我们解决现代伦理学各种理论争论,甚至解决现代性社会道德实践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方式

政治伦理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一整套伦理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主要以正义、平等、责任、宽容为基本伦理价值诉求。行为主义政治学期望用科学主义的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领域问题。但是人类政治实践表明,企图用纯技术的方式和手段并不能解决政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审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追问政治的伦理诉求,探寻政治伦理的最佳实现方式重新成为新的理论旨趣。政治伦理能够外化为“良制”,“良制”又能够保障社会治理方面做到“善治”。政治伦理也能够内化于人们的心里,增强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伦理共鸣。     

媒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25－31日召开会议，就香港政改做出决定，为香港特首普选方案定下框架。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指出：“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上，站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伦理角度，并考虑到香港的政治现实，对于中央强调必须坚持行政长官要符合爱国爱港标准、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的立场，相信部不准理解，甚至可以说是天经地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两个“站在”和一个“考虑”，表达了中央对香港特首普选事关国家安全的关切。因此，在处理普选问题时，不仅要重视香港社会对民主的各种诉求，还要重视国家的关切，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设计特首普选方案。     

现代道德仍需传统滋养

现代社会的新道德文化传统不仅并没有完全脱离旧道德文化传统的“变体链”，而且也不能单独地有效料理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传统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我们仍然需要传统的滋养，我们的生活无法真正逃离传统的掌心。     

科学发展观维度下的环境伦理及其价值观创新

现代环境伦理理念作为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与“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价值和目标上存在着一致性。要立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和特殊国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环境伦理的各个流派,实现环境伦理的观念和理论创新,突出其应用性和实践性,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环境理论支撑。     

伦理是一种生活方式——韦伯道德哲学的诠释之路

韦伯伦理学说是当代"韦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贯穿于韦伯伦理文本中的"诸神之争"、"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以及伦理理性化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成为对韦伯伦理学关注的焦点.对"伦理是一种生活方式"命题的发掘,则为韦伯道德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中国传统社会可说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自鸦片战争后,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被破坏,而以“契约”为本位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因素开始一点一点产生。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不顺利,屡遭挫折,所以产生了明确要求用“契约”文化取代“伦理”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力图     

网络时代学校德育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文化 ,互联网必然对现存社会的伦理精神和人文关怀作出反应和挑战。概莫能外 ,“网络时代”对学校德育教育带来新的挑战。     

陪伴的魔咒:城市青年父母的家庭生活、工作压力与育儿焦虑

在日趋紧张的现代城市生活中,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对有幼儿照料需求的城市青年父母来说,这一冲突显而易见。在这一冲突的背后,“陪伴”已日渐成为建构和维系亲密关系的一项新伦理。本文基于作者对微信民族志资料的深度剖析,揭示了城市青年父母与其他社会主体互动并形塑陪伴新伦理的过程与机制。由于时间短缺,城市青年父母要在家庭生活和工作投入中获得两全,尚是一件颇为艰难的事情,两者冲突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剧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使陪伴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情感负担。文章从工作与家庭伦理变迁的背景出发,以“工作—家庭”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现代城市青年父母的家庭生活、工作压力与育儿焦虑之间的关联。     

孟子经济伦理的实践品格

孟子在以“仁”、“义”为背景的德性论体系中,通过对人伦秩序的追求,反思人类社会经济生活,论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伦理价值,是我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对经济生活进行伦理辩护,是在道义论的基础上阐述了功利行为的道德合理性。这主要体现在孟子的“恒产”论、“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理论以及薄税以富民的经济政策3个方面。这充分体现了孟子经济伦理的实践品格。(一)“恒产”论。在孟子的社会经济伦理中,最能体现其实践品格的当推“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和孟子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伦理批评的建构

西方社会正沦陷于以货币为胶合剂的商品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包围圈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基础因而发生了巨变和错位,西方文学场同样未能幸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下的功利心态造成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质疑,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的人文精神意识开始变得淡薄,终极关怀开始走向衰退。如今,文学批评陷入一种对伦理道德问题视而不见的伦理危机的境地,当下的文学评论者不愿意公开讨论伦理道德问题,不愿意正面地分析作者以及小说中人物的道德价值观。这种文本的道德观念和作者的道德立场分析处于缺位的状态是一种"价值伦理"与"程序伦理"的分庭抗礼。针对文学批评的"失魂"现象,重提文学批评伦理问题,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论韩国现代漆艺文化之道——兼及“文化立国”的经济立场与身份

从汉代起,中国漆艺开始大量传延至韩国,漆艺品作为“韩国之光”走进寻常韩民生活之中.自现代社会以来,韩国漆艺跻身世界前列,漆艺质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在中国前头.韩国现代漆艺在民用中追求至善,在时尚中传达至美,在宗教中寻觅至静,在自然中演绎精细,在创新中达到极致.韩国漆艺文化之道告诉我们,漆的工艺不仅是传统工艺本身的问题,还关乎“文化立国”的经济立场与艺术身份的层面.     

当代世界伦理学的反个人主义大潮

用唯物史观看，任何伦理原则，实质上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特定社会公共生活（特别是作为生产及交换的市场经济生活）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它不可能是纯粹个人头脑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伦理均是“公共生活伦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明确区分“公民道德”和“个人道德”；法国启蒙学者卢梭提出作为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概念，以抗衡伦理上的个人至上主义。在我国，一方面是道德行为被看成个人良心的“外化”，另一方面是出现了“公德”与“私德”的区分。近几十年来，社会伦理学日渐取代个体伦理学，其中，当代新政…     

以文化与伦理塑造引领美好生活

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即主体,唯有人有精神生活,有文化、有伦理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生活是文化与伦理的基础,文化与伦理是生活的核心与灵魂,文化与伦理建设要面向生活、民众与实践,美好生活必然依靠文化来塑造、伦理来引领。文化不仅塑造了生活,而且具有传递文明、规范行为、教化个体,凝聚社会的功能。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指导人们如何过上好生活,如何正确行动,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与规范,显然对人们的生活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文化自信、伦理觉悟不仅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灵魂与根本,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和力量。     

道德何以兴国立人？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山东考察时语重心长地谈到，“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不仅是对两千多年前孔子等先贤以德治国、以德兴业、以德立人等传统政治伦理理念的现实回应，也是针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现实关切和文化战略意义的深远洞见，它直接而积极地回答了两个相互关联且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人为什么要有道德地生活？     

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伦理学慎思

正确认识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是防范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重要前提，而对人机关系伦理本质的认识存在着人本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分野。从人本主义的伦理立场出发，尽管出现了超人工智能，但人类的伦理世界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因为人伦关系、伦理法则及伦理秩序是人类所“独有”的。机器人也许会“参与”到社会伦理生活中来，这种“参与”源于机器人内部被预先设定的程序，机器人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主体。从责任的基本规定看，机器人也承担不了伦理责任，因为它天然不具有行动的自知性和可解释性，人类对人工智能负有完全责任，而不仅仅是责任的分担者之一。当我们说要强化机器人伦理的时候，绝非意指关于机器的伦理，而是人类对智能机器人进行设计、开发、应用与运营的伦理。坚持人本主义的伦理观念，是讨论人工智能伦理的前提，可以避免思想认识上的模糊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