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反思"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的观点

公共管理(学)研究,是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观念和行政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目前各国行政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具体就我国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笔者认为由于国内行政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研究的相对不足,以及中国行政现实的需求,"公共行政"研究应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对"公共管理"概念、理念、模式的引入与研究应相当慎重,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价值与学术地位不容动摇.     

行政学的“范式转变”:争论、澄清与启示

围绕行政学的"范式转变"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展开了争论,并形成了迥异的观点。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并采用历史分析法考察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史,可以发现,在行政学的学科发展中并未发生"范式转变",公共管理也不是一种新的学科范式。行政学"范式转变"的争论给予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启示是,应在学科发展中实现由行政管理学范式向公共行政学范式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范式转变,需要明确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信仰,界定中国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加强对行政"公共性"的研究,构建中国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并从理念、体制和机制三个层面,通过学科范式转变带动政府治理实现由传统的"管理行政"范式向"服务行政"范式的转型。     

浅谈“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与“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兴起于西方公共行政学领域 ,作为一种新兴理论至今在学术界未得到统一明确的定义。传入我国后 ,大多数人对将其和原来的“行政管理”概念内容混淆起来。而中国的“行政管理”本身也与西方的“公共行政”有着概念上的模糊 ,对此必须加以澄清 ,方能有利于研究者和学习者正确的理解     

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到辨证主义:对发展中的行政哲学的新思考

行政哲学就是对于公共行政系统的哲学性思考。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是行政哲学发展中的两个传统取向。无论是实证主义行政哲学还是解释主义行政哲学都是一种单向度的行政哲学,而萌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辨证主义行政哲学试图超越其二者。辨证主义行政哲学是批判性与反思性的,其为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与综合的哲学视角。     

西方行政价值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综述

行政价值是行政学哲学的一个基础理论领域。自行政学诞生以来,西方行政学界对该领域的基本认识与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政治--行政二分法时期,新古典时期与新公共行政时期。二分法时期把价值问题与价值研究排除在行政学研究之外,新古典时期侧重于价值实现制度(过程)的研究,而新公共行政运动则强调行政工作人员对行政价值的个人责任。他们对行政价值研究的认识存在根本性差别,但他们对行政价值本身的理解则几乎是一致的,即他们所持有的都是主体价值论。     

西方行政学说发展的钟摆规律

公平与效率是西方行政学说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效率导向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学讲求政治与行政二分,研究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管理效果;而公平导向下的新公共行政学讲求社会公平,研究如何发展公共政策以促进公共利益。但正是在这两种取向间的摆动,促进了西方行政学说的发展。从西方行政学说不同发展时段的理论成果、学说特点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来论述西方行政学说发展的钟摆规律。     

公共行政概念的历史流变与本土化构图——兼论张康之教授等对“公共行政概念”的学术考证

概念的科学界定和规范使用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就公共行政的实践和研究而言,对"公共行政"概念的界定和认知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社会治理生态高度复杂化的情势下,推进中国公共行政实践和研究的创新发展,必须及时纠正学界对公共行政概念认知的莫衷一是的局面,在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密切联系中国发展的现实,来构想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图谱。对此,张康之等学人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历史视野中对"公共行政"概念的历史流变进行全景式透视,不仅向我们呈现出了形成关于本学科的基础性共识的可能,而且对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给出了一个本土化的理论图谱,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论西方发展行政学的演进与新发展

发展行政学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年轻的学科之一.发展行政学是公共行政学学科发展和分化特别是在比较公共行政学研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她经历了形成、衰落和复兴几个阶段.发展行政学与理论、现实的紧密结合是其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发展行政学的兴起是必然的.尽管如此,发展行政学在全球化视野下,挑战和机遇并存.     

论行政伦理观

行政伦理观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是国家公务员和各级政府、各类行政机关等公共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之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行政伦理观以其深刻的內涵体现在公共行政的各个实践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实践价值;此外,行政伦理观还具有重要的行政学价值。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趋向：管理与治理的统一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作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     

行政美学初探

公共行政或公共行政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具有美学即行政美学的意义。作为行政哲学分支学科的行政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公共行政实践活动中寻找行政美的本质及其规律,促进行政美的创造。研究行政美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在追求行政管理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实现和谐行政。     

“政治与行政二分”及“党政分开”思想的政治智慧与实践

1887年威尔逊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观点,认为行政应该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并倡导建立公共行政科学。而通过考察美国的政治实践发现,威尔逊在联邦宪法问世100周年之际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建立公共行政科学,更重要的是在于纠正当时美国的"国会体制"对其宪政体制的偏离,恢复行政应有的功能与面貌。而在当下中国,研究"政治与行政二分",对于深入理解我国"党政分开"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反思视域下的政治与行政:行政学的元命题

中国行政学在表面繁荣下存在着身份危机,本土化不足是其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加强行政学的本土化有利于中国行政学获得其学科尊严,更好地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非常重要的命题,可从功能和价值取向两个维度进行审读。行政学的发展,大致历经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直接或隐含的逻辑起点均是从功能或价值取向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认可或重新认定,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的元命题。对行政学元命题的本土化便显得特别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吸收和本土化改造实现对这对元命题的超越,从而有助于缓解直至最终摆脱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     

行政文化中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与融合——基于公共行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是现代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产物,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它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虽然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过度张扬掩盖了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光辉,在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不定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后现代性进入历史舞台,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呼吁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题,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

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各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开始变革其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市场模式、参与模式、灵活模式和非管制模式等现代公共行政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以惯之的以命令行政、人情行政、经验行政、多层行政、受控行政和身份行政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权力行政模式开始受到冲击.政府管理开始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公共行政模式.以承诺行政、制度行政、技术行政、参与行政、自主行政和契约行政为基本特征的服务行政模式是中国政府未来理想的公共行政模式之选择.中国政府在转型时期的公共行政模式处于发展之中,以变革求适应,将会以权力--服务混合行政模式作为其过渡模式.     

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反思及超越

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一是问题,二是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固然要重视对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对方法的过分关注导致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情结,忽略了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更造成了研究中方法对行政问题的消解。研究需要方法,但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始终应为问题服务。公共行政研究要通过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回归公共行政的现实关怀、寻找符合行政实践情境的研究方法等实现自身的构建,进而超越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     

民主行政的价值取向与可行性分析

传统公共行政学忽视了公共行政的价值层面 ,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得作为政府行为合法性证明的民主行政有了存在的基础 ,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参与取向的程序民主 ;作为官僚制行政替代物的民主行政 ,其可行性在西方已得到了初步的证明 ,而在我国 ,它的存在基础则主要体现在它是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现实途径 ,由此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必然与西方流行的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     

“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的价值透析与实践超越

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思想,契合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需要,为不断提高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提供了技术路径,有力地支撑和促进了公共行政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虽然这一思想从提出伊始就一直饱受批评,但时至今日其仍然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治道变革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科学梳理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价值透析,比照各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脉络,实现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同步并举与有机融合,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基石和制度创新——基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西方开始兴起的新的行政模式，作为传统的行政模式的替代者与之存在内在的价值冲突，由此催生出制度上的不断变革。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是其公共行政制度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