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变迁、检视与创新

加快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是我国农村扶贫攻坚决战阶段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的要求。从法制变迁视角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所取得成效与存在缺失,是推进其完善与创新的重要进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大致经历了产生与形成、全面发展与勃兴、现代性转型与优化三个阶段。其取得了许多现代性成效,也存在与农村金融扶贫现代性发展不适应的缺陷。为优化农村金融助推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功能与推进农村金融法治发展,应从创新规制理念、优化立法保障体系和构建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倾斜配置制度、扶贫激励与约束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及扶贫实施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     

精准脱贫中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欠缺及提升

在当前我国推进精准脱贫、实现农村脱贫攻坚目标的现实背景下,政府与社会有机合作的达成具有特殊意义。从实践来看,目前我国政府在与专业服务机构、社区和家庭、专业服务人员等社会主体的合作中均存在着一定的欠缺。而政府扶贫管理方式与策略、扶贫资金的使用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制度设计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则是导致政府和社会合作欠缺的主要根源。基于以上原因,应在合作目标上,在生存保障目标基础上纳入身体、健康、照护及自主能力提升等服务目标;合作内容上,整合物质性服务内容与非物质性服务内容;合作责任关系上,细化与创新政府资金支持、购买扶贫服务及信息共享责任;合作制度保障上,将正式立法与其他制度形式相结合,优化相关权责与程序性制度,并注重以社会主体为对象的制度建设。     

精准扶贫+区块链:应用优势与潜在挑战

区块链技术嵌入精准扶贫能促进精准扶贫的全流程管理,解决精准扶贫到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精准扶贫自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但也面临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不高、数据真实性不足、扶贫资金使用不透明、驻村干部不匹配以及扶贫考核不精准等问题。区块链技术具有共识机制、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分布式账本及去中心化等特性和优势,有助于解决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精准扶贫在理念、技术、人才以及法律方面还存在诸多挑战,需要从各级政府转变传统管理理念、支持多方协作攻克技术难题、积极培养研发与应用人才、完善法律制度以及鼓励多主体共同参与等方面来推动区块链技术助力精准扶贫。     

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的互动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互动是大势所趋,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的互动发展势在必行。但是,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的互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不明确,思想存在误区,缺乏完善的政策法规支持和保障,使得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的互动发展存在许多问题,影响了后续的持续发展和建设。因此,要想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的互动发展,必须要加强宣传教育,以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精准扶贫,制定完善的政策条例,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机制体制,加强监督管理。     

精准反腐:脱贫攻坚战的政治生态保障——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九

在脱贫攻坚战的实施进程中,精准扶贫领域的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基于中央纪委对第一批重点督办的九起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精准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呈现出涉及环节广且形式多样化、腐败案件关联性强且涉案金额大、腐败群体基层化且社会影响恶劣的主要特点。通过对精准扶贫领域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即扶贫开发资金管理环节存在漏洞、扶贫监管督查机制不健全、社会转轨条件下"权力寻租"、扶贫领域工作干部存在侥幸心理等进行分析,笔者指出完善精准扶贫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规范精准扶贫资金动态管理机制,建立精准扶贫纵横向结合的问责考评制度,强化精准扶贫工作违纪违法的预警教育机制,建构精准扶贫畅通便捷的群众举报渠道,夯实贫困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建构精准扶贫领域的腐败预防机制主要路径。     

精准扶贫下的“第一书记”制度及其扶贫困境——以“双轨”合作为视角

基于精准扶贫目标下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使"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两股治理力量的交叉和融合。"双轨"合作扶贫可能会产生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产生外来资源的依赖性、项目制扶贫工作催生的形式主义和追求短期效益等问题;也可能会产生双方合作的分离甚至是不合作的关系,导致"双头政治"下的扶贫低效和信任危机。改善"双轨"合作需要在"精准扶贫"政策上进行完善:明确双方的职权分工与责任主体,并建立约束、监督和晋升激励机制、建立目标瞄准机制和扶贫长期化规划、改善扶贫资源依赖关系并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性。     

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探索

扶贫信息化建设对于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性作用。当前我国政府扶贫信息化总体上属于互联互通型的信息化模式,存在着实践应用价值的局限性。可构建精准嵌入型的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以实现扶贫信息化在精准、广度、效度、技术支持及运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系统创新。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能够深入契合当前精准扶贫战略,有效应对扶贫中的新问题,推进未来政府扶贫的深入发展。从现状来看,我国扶贫信息化建设因特定原因,尚存在扶贫信息功能发挥、扶贫主体信息互嵌以及扶贫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的问题亟待破解。为此,可通过确立新型贫困治理信息化理念、以信息精准嵌入优化扶贫信息功能,以及完善政府扶贫信息化的制度保障等途径,建构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促进贫困治理精准化。     

精准扶贫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创新研究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农村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精准扶贫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农村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问题成为一大阻力,"精神脱贫"成为摆脱物质脱贫的先决条件。但是,由于文化教育载体匮乏、农村社会管理薄弱以及经济发展滞后等影响,使得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普遍落后,成为推进农村精准扶贫的掣肘。因此,不断创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载体、传媒载体、管理载体和制度载体,提升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对于消除落后思想观念促进价值认同,推进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战略思想,开启了我国扶贫工作的新阶段。扶贫对象精准识别作为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对精准扶贫最终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在扶贫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扶贫对象精准识别面临着诸多挑战。文章通过探究扶贫对象精准化面临的实践困境,从技术、思想与制度层面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据此提出要从明确程序、改革标准、完善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改进工作,进而使扶贫对象精准化走出困境。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创新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离不开精准研策和精准施策,需要借助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在社会层面形成大扶贫格局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制度安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选择。产业扶贫事关贫困地区造血机能,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社会公益参与其中并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可持续脱贫的根本路径,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的理论困境以及诸多现实难题。通过对"马兰实验"的个案研究,可发现一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独特机制:"共建"即多方主体共同兴办扶贫产业,"共治"即各方主体共同管理扶贫产业,"共享"即各方主体共享产业成果,借此形成一套由社会公益组织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机制。该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治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形成精准高效的扶贫共同体,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精准脱贫的可靠推进。     

从体制认证到交叉认证：全面脱贫视域下的国家认证能力

项目制推动国家治理朝着科学化、精细化与专业化方向的转型,要求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精准扶贫对社会人、财、物、行、事等信息的真实性与规范性要求,是检视国家认证能力的窗口。科层制常规治理存在的责任推诿、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体制惰性,会造成精准扶贫政策基层实践中的行政应付、数字扶贫和个体谋利等问题。这说明单向度自上而下的体制认证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认证,都将带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而通过运动式治理的体制动员和社会动员,地方政府整合了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建立起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这一模式因为组织结构的重塑、识别机制的升级与监督体制的完善,实现了精准扶贫的精准化治理。     

推进我国财政扶贫制度创新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了现阶段我国财政扶贫存在的若干问题的基础上,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财政扶贫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紧密相连。认为应通过建立财政扶贫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规范财政扶贫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方向和重点,实行税收优惠制度,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规范、合理、有效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财政扶贫绩效考核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等方面推进财政扶贫制度创新,提高财政扶贫的效率、效益和质量。     

地方高校在精准扶贫中的责任担当

通过精准扶贫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高校服务社会,体现价值,促进内涵的发展需要。参与精准扶贫,高校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同时高校也有其自身的优势。高校参与精准扶贫还存在贫困对象精准识别难、扶贫资金使用找准难等共同问题,应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系统化思维,完善高校参与常态化机制等方面来具体实施。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创新精准扶贫体制机制

我国扶贫工程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距完成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战略目标仅剩不足4年的时间,时间紧、难度大、任务重,亟需探索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创新精准扶贫体制机制,是推进扶贫工程的不二选择。为更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要创新精准扶贫的政策框架体系、资源管理体系、特色产业体系和服务支撑体系。     

农村产业扶贫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四川省大邑县产业扶贫的实证分析

四川省大邑县在精准审视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制定了"以镇带村、一村一品"的产业扶贫思路,建立"产业党支部",注重整村推进,强化龙头项目,发挥驻村干部作用,产业扶贫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扶贫产业竞争力不强、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大邑县还需要进一步做好扶贫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完善相关支持产业扶贫的配套政策,引进实力企业加大旅游扶贫力度,积极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的产业扶贫模式。     

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的思考——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及其制度、行动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活动由政府来主导和负责,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但这种扶贫模式在现实中遭遇了扶贫目标偏离和转换等问题,对此,应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进行制度调整。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瞄准的区域上,扶贫项目的运作管理和贫困人群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扶贫实效,在扶贫行动中也作出了对应性调整:即进行社区自组织扶贫、推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扶贫等。     

精准扶贫下农村反贫困末端治理的可持续性研究

实现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是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则取决于农村反贫困末端治理的可持续性。而末端治理的可持续性又体现为村级组织自身的可持续性、村级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可持续性、村级组织与村民关系的可持续性、村级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可持续性以及村级组织与企业关系的可持续性。基于村级组织与其他各扶贫主体关系之间出现的不可持续性表现及原因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在精准扶贫的目标下实现村级组织与各主体间利益相容的合宜路径。     

我国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障碍与对策

公共服务领域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服务的挑战。二者的合作虽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认识、法律和制度层面的缺陷,还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建立双方的互信关系、创造支持合作的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等途径可以推进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实现与政府的互动合作。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