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与社会治理

水利纠纷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解决水利纠纷是地方官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相对滞后,但水利纠纷的激烈程度却不亚于内地发达地区,类型多样,原因复杂。云南地方官府一方面根据“旧规”“旧制”等原则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规行为,达到维护已有水利秩序的目的,这与内地无异|另一方面对已有分水、用水制度适时调整,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水情与地情,不断完善灌溉制度,减少纠纷的产生,履行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责。     

红河哈尼梯田生态及景观的现代修复

红河哈尼梯田农业生态及景观, 由高山森林、 中山村寨、 下半山梯田所构成, 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独特的农业生态系统和整体的大地艺术景观。 因此, 对她的任何部分的破坏,都将失去整体, 所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 也因此, 对她的恢复和保护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在大量运用现代理念、 现代理论、 现代手段对红河哈尼梯田进行保护和发展的时候, 我们应该“发现传统”, 利用传统知识和传统保护方式服务于今天。 实际上, 红河哈尼梯田农业生态及景观的现代恢复, 就是全面恢复和发展哈尼族的传统文化, 就是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化效应与价值实现——以西藏为例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竞争日益激烈,文化被赋予了特殊的战略价值,被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考量。在我国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要构建均等化、标准化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融涵区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构建对“现代公共人文精神”认知的均衡性,构筑民族地区民众对现代文化的“归属感”,并以此引导多元文化需求的升级,从而实现公共文化体系的社会文化效应与战略价值。     

论生态文明与政府生态责任

生态文明体现为器物层面的生态资源,行为层面的生态生产和生态消费,制度层面的生态环境制度,以及观念层面的生态意识。因此,政府生态责任主要有生态意识培育、生态制度供给、生态行为管理和生态建设主体的塑造4个方面的内容。落实政府的生态责任,可以通过观念更新、制度约束和职能转变三条途径实现。     

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由于儒士与道教的排斥及政府禁止汉人信佛的法律限制,佛教自汉代传入至西晋时期,信仰者大多为“羌胡”,佛教在一定程度及范围内,成为民族边界标识的工具|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建立者因其民族身份,对“夷狄之神”佛教大力支持,以此凸显其民族身份,但汉人信仰佛教禁令的解除,形成了“胡、晋略皆奉佛”的局面,又在宗教层面上弥合胡、汉民族边界|北朝时期,太武帝与周武帝在极端反佛的方式下,也有摆脱本民族印记、认同华夏的意图|隋唐时期,困扰内迁胡族的胡、汉冲突与儒、释、道三教论争,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佛教成为胡、汉共同的信仰,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的产生。     

海南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时代价值与传承创新

海南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是海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千百年来海南少数民族人民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生态优势是海南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传承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有助于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有益于拓展、推进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传承创新海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一是高校有关科研人员要加强对海南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和梳理;二是政府要重视并制定有效措施保护海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发展的物质形态和观念习俗;三是少数民族要增强传承创新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文化自信。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法律保障——以地方政府生态补偿对赌协议为例北大核心CSSCI

生态保护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应有之义。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流域生态补偿对赌协议是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重要创新,具有特殊合同的法律属性,对于生态保护和政府治理均具有重要意义。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在实践中成效显著,但也存在着法律依据不明确,在行政决策程序、预算法和合同法等层面的规则适用不完善等问题,亟须优化相应的制度设计为其扩大和推广提供法律保障。加快《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的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对赌协议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成立“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强化政府生态补偿对赌协议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严格适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效果后评估等核心制度;推进补偿金的全范围、全流程预算监管和人大预算监督;针对生态补偿对赌协议的特殊性,完善相关的合同订立、履行、违约责任及纠纷解决制度。     

侗族古俗文化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侗族的传统古俗文化,主要体现在以"萨"为中心的民间多神信仰、丰富多彩的民间大歌、以鼓楼和风雨桥为特色的建筑等方面。侗族的古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和环保习俗,体现了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大智慧。这种智慧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侗族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的生态保护。探析侗族古俗文化的生态伦理意蕴,对于现代社会从更深广的人类精神生活层面来思考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具有重要启示。     

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

人类学批评既是当代人类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学展现其重构现实生活关系之能力的重要维度。人类学批评主要从“意识形态批评”和“日常生活批评”两个基本向度展开实践,为自由而多元的声音敞开诸种可能性。在走向反思的历程中,艺术人类学如何秉承人类学批评的传统,对于如何理解艺术|如何发掘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及其价值意义|如何理解和阐释文化交流中的艺术|如何考察和把握当代艺术的多元存在样态及其审美抵抗方式等问题,做出更富于智慧的解读与展演,从而真正开启了艺术人类学的诗学与政治学两个维度,无疑是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向度。     

生态文化建设及环境教育

生态文化是一种生态文明观，是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总和。生态文化建设包括发展生态产业，实施生态工程，进行生态体制、生态社会及生态社会风气建设。环境教育是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主体有学校、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等。     

论防灾减灾的概念、理论化和应用展望

防灾减灾不是“防灾”“减灾”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均衡的二等分,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概念。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中“减轻灾害风险”相似。在防灾减灾工作中,“防灾”是灾害发生之前的各种备灾活动,“减灾”是限制致灾因子的不利影响|“防灾”是灾前措施,“减灾”是最终目的。防灾减灾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灾减灾。因此,防灾减灾在中国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     

流域跨界生态补偿的地方实践分析

流域跨界生态补偿机制已在我国不少省份试点实施,意图通过上下游政府之间的生态补偿,实现对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从地方实践看,该机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政治、技术和财政层面的问题。有必要在评估现有实践的基础上,思考进一步的改进措施,以增进地方相互合作的意愿,并为将来适用于更大尺度的跨省界补偿活动奠定基础。流域跨界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要求补偿的透明化和有效的信息沟通,且在制度设计上,应有时间进程的先后,最终实现流域管理上的地方自我负责。     

世系、宗庙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被称之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或“正统”,而作为二十五史体裁的纪传体叙事,则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传统。考虑到本纪在所有二十五史中都处于位列第一的核心位置,我们认为,本纪所代表的世系叙事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中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血缘意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由于本纪存在于全部“正史”之中,并在其历史叙事中起着“纲纪”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主要模式|而在这一叙事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宗庙这一特定的建筑空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如果说,宗庙是宗族世系的空间化的话,那么,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则是宗族世系的文本化。     

西南地区苗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容特点及其保护传承研究

西南地区的苗族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宗教、制度等领域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传统生态文化。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其生态环境和传统生态文化面临着诸多危机,本文从分析西南地区苗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主要表现和特性入手,探讨了其传统生态文化面保护传承的必要性和对策,进而指出了研究的重要意义。     

论生态观在蒙古族传统设计中的体现

蒙古族崇拜自然,适应自然,追求与自然融合、和谐共处这样一种生态观。本文试图从蒙古族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层面,分析、论述蒙古族生态观念在传统设计中的体现。其中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生态观潜移默化地融入蒙古族传统设计中,成为维系他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纽带。     

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当代转型

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也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如传统生态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带有直观笼统的特点,缺乏严格的科学分析与论证;注重主体生态德性修养,忽视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生态民俗是适应传统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活及环境保护要求,在面对当代工业生产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存在自身的时代局限;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生态民俗曾经被视作迷信被摒弃,客观上也限制了其在当代社会积极作用的发挥。要实现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当代转型,发挥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是要结合古典文献、民间专家访谈、实地调查等多种方式搜集整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资源;二是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研究,既应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现实需要出发,又要充分考察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自身的立场、观点、思维方式;三是应注重从当代生态科学理论与方法出发,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四是应注重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升华,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基础上,创新生态生产模式及生态民俗。     

“只有改革创新，学科才能健康发展”——人类学家尹绍亭教授访谈录

尹绍亭,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教授、博导,云南大学生态环境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云南民族博物馆副馆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人类学、人类学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近几年来,分别主持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湄公河流域的人类生态学研究、东南亚民族生态的比较研究等国际合作项目。出版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个人专著。主编《云南物质文化丛书》、《边地文化丛书》、《民族文化生态村——云南试点报告》、《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等书。其中《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云南物质文化丛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傣族孩童教养互动机制研究——以云南沐村傣族为个案

傣族孩童教养是在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教养构成的整体系统中实现的,家庭、村寨、学校、“文化他者”等多元教养主体因子之间及其与孩童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多边互动。家庭成员将民族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对孩童言传身教,熏染濡化|傣族与周边汉族、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同域共居在沐村作为花腰傣文化的典型旅游点进行着多元文化互动|以家庭为中心,整合了其他主体教养实践的开放式孩童教养体系在社会场域中进行着“交响乐式的表演”|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在重重矛盾关系互动中,傣民族平衡调谐,静观其变,守望幸福。由此提出,文化自觉,构建多元教养文化互补机制,寻找互动中的平衡支点,是我国少数民族孩童教养互动实践的普适性价值。     

俄罗斯生态政策：文化基础与构建路径

俄罗斯是地跨欧亚大陆的资源大国，具有悠久的生态文化传统。当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与日俱增，国家生态安全面临着新挑战。俄罗斯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关注国家生态安全，从政府决策层面、制度建设层面，资金和科技创新层面构建完备的国家生态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