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活动

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生成的组织,都只能满足这一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组织功能.然而,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组织很难满足要求,从而使许多社会问题被积累起来而演化成危机事件.考虑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条件,需要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在合作的理念下赋予组织成员更多的自主活动空间.通过组织成员创造性的发挥去应对不确定性.     

在风险社会中看任务承担方式

组织的动态表现形式就是承担任务,但以什么方式承担任务,则是由组织的性质决定的。或者说,以什么方式承担任务反过来决定了组织的性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官僚制组织是以分工-协作的方式承担任务的,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这种任务承担方式陷入了失灵状态。我们所谈论的风险社会亦如贝克说的是"全球风险社会",它把人类转变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个社会中,行动的任务就是人的共生共在,所采取的方式是合作而不再是分工-协作。合作是自由的和自主的,合作制组织是开放的和具有流动性的,我们也将这种组织形态说成"液态化"。合作制组织是适宜于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承担任务的组织。     

论合作行动的条件:历史背景与人的追求

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同行动所采取的是协作行动模式,当我们的社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协作已经不再能够成为共同行动的有效模式,而是需要去建构起一种合作行动模式。特别是面对频发的危机事件和在风险社会中去开展行动时,共同行动中的随机性行为选择和灵活性的反应机制都要求人的共同行动必须是合作行动,而不能恪守协作行动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作为行动者的人需要重新定义。虽然语言、劳动依然是人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更需要从人的行动的角度去定义人。合作行动中的人是有道德的人,反映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信任。正是信任,构成了合作的前提。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服务和从属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每一个行动者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指向人的共生共在,也只有以人的共生共在为目标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合作行动。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组织研究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的组织化。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它是非组织性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人在不参与到任何组织之中的情况下也照样可以生存,甚至避世隐居是一种带有诗意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到组织之中才能开展社会生活,整个社会就是由组织编织起来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组织化的进程不可能发生逆转,反而会得到增强。这样一来,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社会转型的话,那么,这种转型则会首先反映在组织模式的变革中。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官僚制组织,那么,在这次社会转型中将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是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行动的要求出现的,在所有的方面都将不同于官僚制组织。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从组织理论的进路看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通过对组织职能领域进行扩展性的重新界定,对组织结构进行合并整合,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以提高行政效率.从理论上看,这是应对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组织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往往还必须转变职能、下放权力.我国当下的行政环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也能够支持大部制改革.但是,大部制有其运行的复杂性和自身功能的局限性,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和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突发事件社会心理影响模式与治理机制研究——基于虚拟风险体验与风险社会放大理论的整合分析

危机事件的空发性、不确定性、次生性和扩散性等特征决定了危机治理的复杂性，一旦处理不当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危机治理强调事件的预警、应急处置和恢复重建等，同时也在逐步加强对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评估与分析，但对危机事件社会心理影响，尤其是非常直接受害者的心理影响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通过相关研究文献的融整合性分析，在风...     

提升集体行动能力 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与能力建设

面对社会思潮的复杂性、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社会问题的多元性、未来的开放性和风险性,干部的能力与作风面临新的考验。要着眼于提升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领导力、集体行动能力,坚持问题导向,对领导干部的作风与能力建设进行融合分析。干部的作风和能力建设要聚焦于干部的集体行动能力。有效的干部集体行动能力是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举世瞩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优势

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正面临着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型,各种内生和外部辐射的风险因素正逐步聚集,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蕴涵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正确、正规、正常的协作模式因此成为重要命题,主体构成和合作机制是该协作模式的最关键因素。非政府组织能够参与危机治理更有其强大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优势,理论依据表现为资源禀赋、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现实优势在于以志愿谋公益的职业精神、组织结构层面的专业化和专门化、高效的行动力和执行力。     

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失灵”及其矫正

由于志愿失灵、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失效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等因素,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危机管理中存在着“参与失灵”现象,表现为无法参与、参与失效、参与绩效评价不高等.矫正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失灵必须与改造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相结合,注重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危机合作参与机制,推进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的升级和优化.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看政策终结

人类社会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该特征使得事物的时间性、周期性日益突出。公共政策系统在受到人类认知能力的客观有限性、政策制定主体的主观意识以及政策环境的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下,政策终结成为了保持整个系统动态循环的关键节点。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政策终结研究朝着实践层面、个体性层面以及多元化视角层面发展的过程,既体现出公共政策科学的自我完善,同时也是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管理实践所带来的现实要求。     

新社会组织研究的行动主义视角

新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行动者,它们从事社会服务、建构复杂社会关系。新社会组织集合公共意志并将其付诸实践,呈现出行动主义的特征。新社会组织在本质上具有自主性、他在性、共享性和合作性的组织特征。新社会组织产生于自由自主的社会集体行动,进而将低成本的、即时的、无处不在的合作行动发展为社会化的组织运营模式,组织对个体的回报将产生在每一次沟通、交往以及其他合作行动中,因此,组织内部的和组织之间的基本权力关系表现为合作关系。新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既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革和为社会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性支持,也对后工业化过程中的组织变革具有启示意义。     

公共组织研究的传统与突破

公共组织研究是在工业社会确立过程中兴起的。传统的公共组织研究集中在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常规组织上,这是适应工业社会稳定条件下的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是一种相对于常规组织的以任务为导向的组织形式,将成为高复杂度、不确定性骤增的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是公共部门组织研究的新动向。     

探讨联盟的历史合理性问题

近代以来的社会化大分工导致了社会的组织化,而组织天然地就是一个分工—协作系统,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系统。一个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系统是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的,但是,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压力下,组织的专业化会呈现出增长的悖论,会陷入专业化和去专业化的纠结之中。但是,近代以来的主导趋势是走上了组织巨型化的发展道路,即出现了组织联盟。联盟是更大的分工—协作系统,但是,它的逻辑原点则是个人主义。作为组织和联盟的共同原点的个人主义是不支持合作的,真正合作行动系统的出现,是在个人主义得到全面消解的条件下。当组织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完全消解之后,组织就会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那个时候,组织联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甚至不会出现产生组织联盟的动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联盟已经不再具有合作的功能,反而时时处处都在破坏合作。面向未来的合作追求,应当通过抛弃联盟而建构合作体系。     

变革时代基于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兼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全球化、后工业化带来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才不会因为既存的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还有一定的腾挪空间而放弃改革的追求,才可能真正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形势,坚定改革道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面对全球风险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人类的共生共存在各国社会治理中成为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各国学者在对主流公共行政的反思与批判中,开始把社会治理行动置于视域中心。中国学者更是积极转向行动主义建构方案的尝试,在本土化实践积累和探索中,为寻找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合作治理行动路径做出了努力。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基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全面论述了合作治理的行动主义纲领。     

社会治理建构的反思性阐释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在对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是形式民主。而且,在一些国家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中,走上了专政之路。同时,政治与行政分化后的行政则是在技术主义和法治两条道路上加以建构的。从20世纪行政发展的情况看,虽然民主和法治是一个基本框架,但在行政集权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求把民主程式引入行政过程的声音也出现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运动中,也做了诸多探索。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改革经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后,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发现原因在于,没有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去建构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旦提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就会发现,应当以道德作为其出发点。     

论政府行为模式从控制向引导的转变

自政府产生以来,都是以社会控制为基本职能,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获得等,都是通过政府的社会控制去实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是运用暴力和在暴力的支持下去进行社会控制,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则是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同时,也有着不断刷新控制技术的追求。但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控制,都会出现"控制悖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控制失灵"的问题。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学者们围绕政府的社会控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尽管政府的控制技术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迅速地增长,从而使政府一直处于控制能力不足的局面。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政府的社会控制追求如果不改变的话,将会使政府陷入与社会全面对立的境地。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代之以引导取向的行为模式。其中,建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保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控制功能的正确路径。     

试论海商组织制度及其绩效的基本分析框架

海商组织制度的变迁机制可以从在唯物史观的框架里得到解释,但适度引入制度变迁分析和制度演化分析均是有益的,制度绩效既决定于海商组织制度的模式选择,又构成后者的直接决定因素,海商组织的开放性使其制度选择在长期中呈现出演化性质.     

论官僚制基础上的决策流程及其转向

任何组织都是与当时代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体系,适应这一体系的官僚制就成为了组织的典型形态。公共政策以官僚制为依托来运作,官僚制组织的分工——协作反映到政策过程中,使得政策过程也体现为分工——协作的过程。在组织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中,政策过程逐步碎片化了,政策结果逐步偏狭了。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使得政策问题以一个整体出现,其复杂性超出了作为分工——协作系统的官僚制所能解决的程度,这时需要一种全新的组织载体来重塑政策过程。这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合作的行动系统,基于此开展的政策制定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协作的过程,通过合作行动来生成政策,解决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政策问题。     

组织结构发展趋势的复杂性研究

任何组织都是一种非线性复杂系统 ,组织结构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复杂性管理学研究范式是组织结构新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