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保障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行政化色彩严重、公众信任度不高、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因素仍然制约着其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而社会组织作为多元社会管理力量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也应该依法保障其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探索其发展的法制化路径,比如:进一步简政放权、依法监管、适度问责及法律体系的完善等等,只有依法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依法治国。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国家管理形式单一,社会组织发展形式多样;国家法律规范滞后,地方实践管理先行的特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发展中都做出了努力,但仍存在其内在的局限性。因而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路径依赖,实行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的创新,才能打破管理僵局,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已提上了政治决策者的议事日程,政府开始把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纳入社会治理的主体范畴,将之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表达社会利益诉求的重要制度形式,以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发展。由于法律制度上的缺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尚未实现制度化和法治化,这不利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因此,需要通过加快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确立基本实体法律制度框架;革新社会组织程序性规制,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完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制度,拓宽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范围等措施,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公民政治权利实现:条件、制约因素与路径

政治权利是保障公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利,它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合格的公民是其个体基础,独立的公民社会是其社会基础,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其制度基础。但在我国,由于缺乏相应的公民素质,公民社会组织相对脆弱,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难以充分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充分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应培育具有相应文化和技能的合格公民;发展各种民间组织,培育独立的公民社会;从法律上健全各种制度,确保公民真正享有政治权利。     

社会资本视域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研究

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范式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一是社会资本理论提供的研究视角拓展了农民合作社研究的视野;二是社会资本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迫切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撑。社会资本欠缺凸显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瓶颈在于:关系网络存量不多、制度规范不够完善和信任程度存在不足。构建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社会资本体系的途径为:围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构建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着眼完善有效的行为规则,加快构建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制度规范;立足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加快构建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信任资本。     

制度供给视角下的“志愿失灵”原因分析

"志愿失灵"是志愿组织在提供志愿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所产生的功能缺陷和效率困境,其生成机理是复杂的。就我国而言,政府制度供给视角下志愿失灵的原因有:缺乏完善的专门的志愿服务制度,影响了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发展;准入制度的门槛过高,影响了志愿组织的稳定发展;现有志愿活动的保护、规范及监管制度不足,影响了志愿活动的健康发展。     

双创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实现路径和内在逻辑

本文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双创对于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作用,揭示其实现路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双创通过优化社会制度安排、强化社会政策供给、催化社会人才成长,正在形成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为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动力;通过增强社会个体活力、组织活力和生态活力,为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提供了新活力;通过促进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扩散,营造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氛围,提高社会成员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双创是新时代实现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有力杠杆。     

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的创新路径

社会组织推动着社会的自主性成长并影响着社会建设的质量,必须以党的建设引领社会组织服务群众,促进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发展。提升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水平,需要从厘清"社会组织"边界入手,推动基层党建的制度创新。同时,以十九大新修改的党章为坐标,勘定社会组织党建发展方向;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克服社会组织党建发展障碍;以人为中心,激发社会组织党建内生活力。     

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购买作为维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大创新,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契机。目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社会组织发展:一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环境;二是突破体制困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四是调整布局结构,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供给能力。     

转型期促成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有利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我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深刻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了充分的准备:市场化改革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政府改革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政治、行政环境;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准备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国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与我国的创新思路

<正>乡村治理是现代治理的一种基本类型,是指政府及其他治理主体、依托制度设计分工,领导、调控、服务乡村社会发展的行为及过程,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1.从治理的主体角度看,乡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是当前乡村治理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被定位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村社会组织的主体性、自治性、自主性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乡村社会组织发育     

制约与培育: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形塑着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重控制、轻培育”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重制度建构、轻社会基础”的村民自治制度；“欲迎还拒”与“不信任”的农村社会文化.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激励与资源性激励均不足,制约了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优化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应端正官员态度,明确政府责任；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强培育力度；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夯实社会基础；创新农村传统文化,塑造公民意识.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探析

一般来说,在利益表达体系尚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期,仅靠政府来化解社会矛盾、调控冲突,效果往往难如人意,因而需要引入另外的组织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对我国现阶段来说,这另外的组织力量主要是社会组织。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已通过邻里纠纷调解、弱势群体权益维护、政治参与、公益资源分配等方式在社会矛盾化解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和制度环境的缺陷,其作用未充分发挥。要充分发挥自身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我国社会组织须多方争取公益资源,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而要更好地支持社会组织发挥这种作用,我国政府须更新管理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改善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     

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适应性探析

所谓非营利组织问责是指对非营利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面临重重困境:我国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界定的模糊;法律法规不健全及缺乏相关配套措施;问责的推行缺乏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自我治理能力不强.要使非营利组织问责得以推行,一方面,需要有效地界定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加强自我治理,以促进自我问责;另一方面,需要一个较健全的外部环境,即把以法问责和以德问责结合起来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     

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     

社会冲突“安全阀”作用机制及其在我国的实践推进

社会冲突既有可能导致组织溃败，也可能引发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安全阀”。社会冲突的“安全阀”作用得以发挥，营造了我国转型与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转型后期，有必要全面更新我国的“安全阀”制度与机制，从“社会安全”的理念出发，以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化为重心、以权利配置方式调整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社会冲突“安全阀”制度和机制，推动体制顺利转型和社会健康发展。     

我国非法人社团的备案制度探析

在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下,非法人社会团体的"非法性"制约了其在慈善、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也阻碍了基础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建设合作型政社关系的构建。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情,构建适合非法人社团的备案制度,将其纳入社会组织管理规范之中,实现法律地位合法化,以适应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的需要和新型政社关系建设。     

限权与规制:非营利组织的宪政解读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是当代社会发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这个现实背后的宪政意义更不容低估。非营利组织的宪政功效主要体现在:它能够通过整合社会成员个体的力量,加大市民社会在与政治国家博弈中的份量,强化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还能够通过分享公共管理权,以权力的形式来制约权力,从而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当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制度空间,维护其独立性与自治性,同时也应将其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拓宽我国社会组织的生存之道

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成长的土壤肥沃,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空间不断提升,数量急剧增多。但管理体制创新和资金来源成为新时期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突出因素。改变旧有的社会组织生存环境,弱化现有的双重管理体制,从单一的捐赠模式向跨部门联盟、"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模式转变,拓宽筹资渠道,繁荣社会组织发展,实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