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性问题

由于社会组织具有紧密联系公众、维护公众利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整合民间力量、提高管理效率的优势和功能,因此其在我国社会管理中应该发挥主体性作用。然而,发展规模滞后、缺乏独立性、行政色彩浓厚、客体化倾向严重等,制约了我国社会组织主体性的发挥。着力打造我国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性,需要转变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加大政府的支持和监管力度,转变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法制。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已明确了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探析

一般来说,在利益表达体系尚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期,仅靠政府来化解社会矛盾、调控冲突,效果往往难如人意,因而需要引入另外的组织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对我国现阶段来说,这另外的组织力量主要是社会组织。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已通过邻里纠纷调解、弱势群体权益维护、政治参与、公益资源分配等方式在社会矛盾化解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人力物力的不足和制度环境的缺陷,其作用未充分发挥。要充分发挥自身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我国社会组织须多方争取公益资源,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而要更好地支持社会组织发挥这种作用,我国政府须更新管理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改善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对温州社会组织的调查分析

在创新社会治理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会共治理念的缺失、社会组织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组织扶持政策乏力,以及社会组织管理力量不到位与党建工作力量薄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做到:一是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新观念;二是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三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五是凝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参与网络结社管理研究

伴随着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一种新型的结社方式"网络结社"应运而生。当下,网络结社管理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例如缺少政策法律规制,缺乏相应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培育与监督网络结社良性社会氛围,等等。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参与网络结社管理是其职责所在,同时具有职能优势、政策优势和组织优势,因此是切实可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参与网络结社管理,其根本目的不在于"管",而在于"引导网络结社健康发展,促进网络结社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促进网络结社实现合法化存在、规范化运作、可持续化发展和专业化监管的四项目标。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参与网络结社管理的具体途径是:围绕"合法化存在"目标,建立健全网络结社监管的法律法规;围绕"规范化运作"目标,建立完善网络结社监管的体制机制;围绕"可持续化发展"目标,培育、引导和支持网络结社健康有序发展;围绕"专业化监管"目标,借助技术手段创新网络结社监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型政府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其核心是要解决国家权力依法运作的问题,要求必须依法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作为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职责主要承担者的政府机关率先做到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成为法治型政府,才能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真正落到实处。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已明确了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我国社会组织宏观发展环境的变化

中国社会管理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与创新风暴,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1978年之后,我国社会组织各方面发展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社会组织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关于和谐社会进程中社会组织发展的探索

只有将社会组织引入公共管理领域,才能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的良性互动.当前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针对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拓宽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空间;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相关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实行对社会组织活动的依法监督.     

中国经济定型之后社会转型若干问题

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远不如前者成功,存在许多值得争议之处。为此,首先需要明确社会转型的四个前提约束条件。在这样的前提约束条件之下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目标模式,就需要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做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其中一个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社会事业的性质,前一段社会转型出现重大失误的主要原因就是沿用经济转型成功的理念指导社会转型,由此出现了重大偏差,忽略了社会事业自身的三种客观性。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的协同必将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协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Is the state social or the computer inhuman? Claims for state support and citizenship in post-socialist Georgia

In the discussions of citizenship in post-socialist Georgia, the topic of social entitlements predominates. Soviet social citizenship, which granted the full range of social rights, significantly shaped the people's current expectations of social rights in Georgia.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pressur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Georgian government started reforming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the country. The cornerstone of Georgia's current social policy is a new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me, the main principle of which is to provide social benefits to the poorest families as identified by an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nactment of the ‘targeted social assistance’ (TSA) programme in a village in north-western Georgia.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TSA programme, Georgian citizens exercise social citizenship as a practice of bargaining for universal social rights that at present are not achievable for all as the state provides social security only to extremely needy families. The category of social citizenship described by T.H. Marshall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claims of Georgian citizens for state suppor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citizenship causes people to misunderstand the goals of the TSA programme and this ultimately leads to dissatisfaction among Georgia's citizenry.     

谣言可信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功能

谣言是一种据称是真实但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说法。影响谣言可信度的因素通常有个体所持的态度与谣言是否一致、谣言的来源是否可信、谣言传播的次数以及针对谣言举出的反例。从个体层次来说，谣言有吸引人们注意事件、还原最初的解释、激活知识结构以解决问题、增加人们探索世界动机的功能。从群体层次来讲，谣言的功能在于对模糊情境做出有意义的解释、应对威胁等。未来的研究除进一步探讨谣言及其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外，需要从不同角度探究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发动机制及如何平息有害的谣言。     

作为社会运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论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于西方,它与西方企业发展程度、社会生活状况有着密切关联。早期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是有限责任,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则强调扩展了的社会责任。后者促成了消费者主权、员工参与等新的社会观念的产生,从而修正、限制了企业所有者的权力。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将为我们全面、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提供新思路。     

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构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管理的任务非常繁重，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伴随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建立社会管理主体间的社会协同机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要研究这一问题，就必须通过构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来认识社会协同机制的真实面目，探究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运作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study of relations: networks as method,metaphor and form

Abstract

Networks have recently become fashionable in social analysis but most of the new network approaches have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the long history of reflections upon the potential of networks as an analytical devi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is paper we chart the developments in networking thinking in two disciplinary areas –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enduring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with network thinking as well as its potential. The first half of the paper explores the uses of network approaches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situating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in their broader disciplinary contexts. The authors then show how emerging issues from both bodies of work offer the promise of new kinds of networking thinking.     

社会政策框架下的社会服务：模型建构和政府职责

中国政府创设社会服务，不仅要致力于政策和实践活动的完善和创新，更需要注重理论创新。社会服务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构建符合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服务模型。无论是社会服务，还是社会政策整体的理论建构，都必须围绕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以改善民生为目的，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国情，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依次展开。通过构建社会服务模型的理论框架来指导社会服务制度建设，这种尝试是积极的和有益的，同时，社会服务模型的构建和社会服务制度建设也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的理论建设和创新社会政策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