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正犯的概念、本质和成立要件

共同正犯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大意义。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共同正犯,共同正犯相当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共同实行犯。关于共同正犯的本质,存在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具有合理性。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成立共同正犯,需要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意思,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事实。     

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以强奸、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比较为视角

司法解释以及刑法理论上的争议使得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成为疑问;结果加重犯是单行为类型,对加重结果必须有主观上的认识;基本结果与加重结果之间有"同质"与"不同质"两种关系,前者不存在未遂,后者在基本犯所侵犯的法益与结果加重犯所侵害的法益存在明显的保护位阶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未遂;强奸罪和抢劫罪都存在复杂客体,一般来讲应以主要客体作为认定既未遂的标准,次要客体仅为量刑的参照,但应考虑复杂情形的存在。     

非法拘禁罪之结果加重犯的规范诠释

对于非法拘禁罪之结果加重犯,"重伤"的判断原则上应以行为时为准,"死亡"的判断应以综合说为据。"重伤"与"死亡"应能客观地向非法拘禁行为归责,非法拘禁行为必须制造出导致"重伤"、"死亡"的不可容许的风险并使之现实化。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的主观罪过只能是过失。     

片面共犯肯定说证成

片面共犯是否是共同犯罪的问题颇受争议,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片面共犯的存在已是基本得到认可的事实。对于共同犯罪的性质,历来存在着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对立,尽管目前通说似乎仍是犯罪共同说,但相较而言,利用行为共同说可以更好地解决理论和实务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同时以坚持行为共同说的立场出发,亦可更好地解决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问题。关于片面共犯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存在着全面肯定说、全面否定说和部分肯定说,从行为共同说的立场为出发点,应该全面肯定片面共犯。     

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是结果加重犯诸多问题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在分析了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的空间的基础上,对结果加重犯未遂形态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基本犯罪既遂而基于故意的加重结果未发生时不构成结果加重犯的未遂,而当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发生时则构成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论介绍贿赂罪存在之必要性

无论是主观说、客观说还是立法者意思说都无法对为何要单独设立介绍贿赂罪作出圆满的解释。介绍贿赂罪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具有独立成罪之必要,介绍贿赂罪不是贿赂类犯罪的共犯,而是实行从属性之例外,成立此罪不要求贿赂类犯罪达到了着手阶段,只需行为人实施了介绍贿赂行为,即成立此罪的既遂。如果没有介绍贿赂罪就无法处理正犯未着手的行贿行为,而介绍贿赂罪可以堵截处罚漏洞。对介绍贿赂行为加以打击,符合加强对腐败打击力度的刑事政策,且能够做到罪刑相适应。     

论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既遂标准

以普通犯罪构成的既遂标准替代加重构成的既遂标准,既有悖法理、缺乏理论上的自足性,实践效果也欠佳.应当全面贯彻“基本构成要件齐备说”,在普通的犯罪构成和加重犯罪构成的既遂判断上坚持一致性的标准,以基本犯和加重手段所需要件的全部齐备作为抢劫罪手段加重犯整体既遂的标准.     

论轮奸的复行为理论与共同正犯说

在我国刑法中，轮奸被定位为强奸犯罪的一种加重情节，而非独立的罪名。因强奸犯罪属复行为犯，复行为中的强制行为之上可成立共同正犯，而奸淫行为具有亲手性和排他性，故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各犯罪人只能轮流地、各自地实施奸淫行为。轮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共同正犯，而是数个独立意义上的强奸犯罪之叠加，也只能在宏观上被拟制成为“共同正犯”，即多犯罪人“在实现各自轮流奸淫被害人的目的支配下”通过参与实施“团体性”强制行为而实现每个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奸淫行为。     

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共犯认定问题研究

转化型抢劫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又称为转化犯。由于转化犯及共同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构成转化的共同抢劫罪还是转化犯的实行过限问题较难认定。结合司法案例,依据犯罪时的客观情形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分析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

犯罪可分为实害犯和危险犯两种。危险犯是指实施危害行为后以出现某种法定危险状态作为其构成要件的犯罪。由于危险状态是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实害结果的,因此,行为人在实施危险犯罪时,其对危险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所形成的心理联结状况会呈现多种模式。对于危险犯而言,在罪过形式认定上应以行为人对犯罪构成中的法定危险状态的认识和态度来判断。尽管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并不能作为其罪过形式,但这一心态在主观上对危险犯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与另一种心态模式的危险犯在主观上区别开来,它是一种主观超过要素。司法实践中,正确分析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对于准确认定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刑法关于危险犯的规定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应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类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产生治安行政法律义务(责任)的行为。其违法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并非一致,责任承担方式也非仅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方式的多样性可以促进治安行政执法理念由惩罚性治理向综合性治理转变。     

行政违法追诉时效与法律适用问题

行政违法追诉时效仅以违法行为过程为标准难以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为此,应辅之以危害后果为时效起算、认定违法行为的标志才能解决实践中的一些执法难题。     

火车票实名制之我见

由于我们国家铁路在运能矛盾和运输管理方面的原因 ,造成倒卖火车票等扰乱社会市场经济秩序 ,侵害旅客合法权利的现象严重存在。另外 ,铁路是特殊的流动的社会构成 ,人、财、物高度聚集 ,各种违法犯罪分子也混迹其中作案 ,危害社会。由于铁路区域内的人员流动性特别大 ,如果没有严密的社会管理手段 ,会给各种在铁路上作案的违法犯罪分子很多便利 ,令广大旅客和铁路部门防不胜防 ,铁路的秩序和社会的安全缺乏保障。火车票实名制是指公民在购买火车票和乘坐火车时必须登记、查验个人的真实身份的一项社会制度。火车票实名制是防治倒卖火车票 ,预防、控制和打击铁路站车上的旅客财物被盗、抢劫、杀人、爆炸、贩毒等违法犯罪的重要措施。铁路和全社会都应该认识到建立火车票实名制制度的重要性 ,积极稳妥地推进有关立法、科技投入、改革铁路客运机制等方面工作 ,使之早日变为现实的铁路和社会管理制度。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的思考

新近公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盗窃是否意味着"秘密窃取",旧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秘密窃取,而新司法解释则适应犯罪形势变化的需求取消了该规定。在盗窃罪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上,新司法解释确定为从一重从重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单位相关人员犯非法定单位犯罪是否构成盗窃罪应以自然人的盗窃罪犯罪构成要件为判断标准,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算好廉政三本账的理性思考

何为廉政三本账？就是道德账、经济账和诚信账。为何要算好廉政三本账？因为只有算好廉政三本账，人生才能心安、平安、福安。如何算好廉政三本账？一是营造读书学习氛围，增强算好廉政三本账的文化底蕴；二是强化道德诚信教育，夯实算好廉政三本账的思想基础；三是深化廉政制度创新，健全算好廉政三本账的运行机制。     

被害人承诺刍议

被害人承诺作为正当化行为理论中的问题之一,在各国刑法中都得到普遍认同。但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试从宏观角度对被害人承诺问题加以阐述,从而探求该问题的发展演变。     

灭绝种族罪犯罪对象的特征及其分类

灭绝种族罪的行为，必须指向特定的群体，这个群体需要具备生命性、文化性、固定性和发展可能性的特征，只有符合这个特征的群体才能够认定为属于本罪所保护的群体的范围。灭绝种族罪的对象应分为种族、民族、族裔和宗教团体四种类型，政治团体并不是该罪的犯罪对象，仅消灭或者摧毁某个团体的全部领导层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该罪。     

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永恒主题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群众,根本价值追求是为人民群众。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党是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中不断壮大的。群众路线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是不断经受考验和化解危险的传家宝。群众路线常讲常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群众路线问题不可能完全解决,只要党长期执政,那就必须不断进行群众路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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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马克思学：启迪作用与重大缺憾 “广义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有两种形态。一是比较侧重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重大现实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二是比较侧重于文本考证、文献研究的西方马克思学，可以称为狭义的西方马克思学。二者虽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有所不同，但二者在解读模式上却基本一致，多半都采取“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即按照西方哲学框架来解读马克思。[第一段]     

论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并及法律的未来

应该说,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司法为视角进行法学研究时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理想的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法官乃法律的有限诠释者;其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官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理性互动关系,应当创制原则性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