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家本的平等思想

近代我国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借鉴西方“人格”平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善”、“恶”作为适用法律的标准的平等思想，改变了因身份不同而导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国传统法律中长期存在的议、请、减、赎、当等特权，为平等地适用法律在立法上创造了条件。沈家本的平等思想具体包括满汉平等、夫妻平等、良贱平等。沈家本的平等思想及其实践，推动了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发展。     

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其当代价值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两种国际秩序思想:一种是强调国际体系格局霸权结构化或单极结构化的霸权秩序思想;另一种是强调国际体系格局均衡稳定化的均势形世界秩序思想。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与西方的国际秩序思想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分野。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国际秩序思想所蕴含的批判逻辑、建构逻辑和发展逻辑反映着新时代国际新秩序建立的理性价值向度和新文明范式,对于反对以新的法西斯主义方式改变战后秩序以及以新的霸权主义促成单极世界的企图,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新秩序,无疑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女权思想的发展

辛亥革命前后的十余年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催化下,女性积极自主地追求独立平等和自身的社会价值。她们的政治觉醒,是先进女性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引下,与近代西方文化碰撞下的产物,它揭开了近代中国女权的先声,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平等观及时代价值

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实现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自由平等解放是恩格斯终身使命和奋斗目标。恩格斯以承继马克思平等思想、揭露资本主义虚假的平等、批判杜林唯心主义平等思想为建构方式,在《反杜林论》中系统分析和阐述了平等问题,形成了平等观。其主要观点包括:平等是历史的产物,以社会发展、物质增长为基础;平等是实际、具体的,一切成员应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平等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要求的平等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新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恩格斯的平等观对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辨析

“普世价值”把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扮装成一种适用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具有很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它根本就不是普世价值,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和意义而已。将“普世价值”称之为普世价值,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用心,其目的在于混淆西方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最终用西方价值观念取代社会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对中国进行西化改造。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鉴别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正义观念的三个支点

尽管正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一直被视为当然的主题,但是与以往的正义理论不同,现代正义观念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与民主这三个基本支点之上的。具体说来,自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确立原则,平等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原则,民主则是实现二者的途径或手段。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观念不但是现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而且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绝大多数理论或学说都将这些基本价值视为前提与标准。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矛盾的变化,人们对于自由、平等与民主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激烈争论,并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的自我调整与变化。     

中外女性主义法学之差异的性别平等——理论优势与现实障碍

女性主义法学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和"平等"脱不开关系.自清末以来,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随着其他的现代性思想一同被引入中国.时至今日,我国的女性主义法学在历经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已然具备了某些"中国特色".然而,作为女性主义法学的核心之一,性别平等话题始终处于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总的...     

论宪政精神之于我国的宪政建设

西方宪政基本精神包括正义、理性、自由、平等、协商、契约等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宪政精神的形成先天不足。近现代宪政运动中,宪政精神的传播又后天失调。宪政建设必须在正确认识、合理转化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宪政精神的树立和传播,解决传统思想文化与先进宪政理念之间的碰撞和落后的公民意识与先进的宪政设计之间的冲突,为我国的宪政发展和建设奠定更稳固的思想基础。     

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比较探析

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不同,使中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基础上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根源于中国古代哲人对天命论、人性论和义利观的探究;新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内容庞杂,但体系明显,体现在公民观念、共和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神学思想,以及"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等学说中。比较与探析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对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确定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和谐社会之历史源流与宪政分析

中国和西方古典和谐社会思想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思想家形成了一套以“和谐”为根本价值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中涉及社会理想、伦理道德、治国理念、民本思想等等;西方古代的合谐思想包含公平与正义、城邦公民的公共利益、限制君主权力滥用等系列内容。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性与追求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宪政的根本价值内核也在于将人置于崇高的地位,二者相通之处都在于凸显人、尊重人、保障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既是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也是宪政的根本出发点。     

论平等价值映照下的控辩平衡

平等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平等理念发展的历史表明，平等的涵义既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包含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平等。平等的后一种涵义对刑事诉讼构造的合理性具有重要价值。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深刻反映了平等的价值和作用。控辩平衡的机制通过多种诉讼制度体现出来。     

论“民本政治”观与“民主政治”观的历史形成

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思想发端于商周时期,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仍然是重要的官方意识.民主政治观念产生于15至16世纪的西欧,是适应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化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政治观念.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思想虽有其历史价值,然而,"民本政治"毕竟不同于"民主政治".     

我国古代社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探讨

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历史和现实证明,任何一种政治权威,其要想拥有长久的政治生命,就必须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我国古代的历代封建帝王也深知此种奥妙。为了强化人们对其政治统治的认同,他们借助学校、家庭、地方官吏宣传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完善机制,提升官僚的道德品质,采取措施,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儒家现代化转型的困境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优越性

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问题被提出,其在社会转型中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自身的消亡与复兴,由此并产生了新儒家思想。但是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中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新儒家思想缺乏实现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植根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建立在现代化中国基础之上,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占主体地位的新型思想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立国之本＂的主体地位有着历史、现实和群众的基础,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儒家思想无法挑战与取代。     

芥川龙之介的杭州之行——一个大正西湖梦的破灭

1921年,日本大正时代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应大阪每日新闻社之邀请赴中国旅行考察,撰写了《中国游记》,其中以不小的篇幅记录了他的杭州之行。本文从“中国趣味”和西湖景观在日本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二十世纪早期杭州现代化进程等方面探讨芥川的浪漫西湖梦及其破灭的原因。究其根本,芥川对西湖乃至近代中国的批评．也是对西化日本的反思,中国之行成为他探寻传统回归本我的重要媒介。西湖梦的破碎其实流露了芥川内心对日本背离传统一味模仿西方的失望。     

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

中国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西方污名化中国的浪潮此起彼伏,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污名化是社会舆论阴影下施污者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形象的负面建构。其中,施污者的框架建构是理解污名化过程的关键所在,受众的框架共鸣是评估污名化影响的基本指标,受污者的反框架是去污名化斗争的重要举措。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正是通过框定中国的"他者"意象及其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威胁",架构种种涉华负面话语以煽动国际社会共同打压中国,进而建构一种"污名化中国"框架。这一框架虽缺乏可信度,但极大损害了中国国际形象,乃至危及中国核心利益。百年变局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西方或将趁机加大污名化中国的力度。中国要做好进行长期去污名化斗争的准备,揭露西方污名化中国框架的狭隘性,推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主体性框架的国际传播力。     

论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

党的纯洁性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其中思想纯洁性起着主导和统摄的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纯洁性。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看,最重要的是坚持政治信仰的共产主义一元论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不搞多元化。对于那种宣称恩格斯晚年否定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而信奉民主社会主义,要求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和指导思想的谬论,必须予以回应和批驳。     

历史与想象——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历史

从马可·波罗到伏尔泰,从黑格尔到费正清,从列文森到柯文,中国历史的图像在西方的想象中,随着其自身历史和中西交往的进程几经反复和变迁,价值评价也屡历颠覆。尽管如此,作为文化的异邦,中国历史对西方的吸引力始终如一。但对于这种富于想象成分的中国历史虚构“游戏”,西方也乐此不疲。这其中既脉动着对最终真相和合理解释的孜孜以求,更讲述着在广阔未知领域展开想象冒险的一次次奇妙航程。     

理性及其视阈中的中西文化

理性一词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个常用词。然而，人们更多是从工具层面来理解、使用理性，将其堕化为一个僵死、片面及孤立的语言符号，这实质是对理性莫大的误用。理性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象征，应在活生生的历史中获得文化的内涵。以理性作为理论视角，可以将中西文化作最好的辨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批判——兼评卢卡奇和哈贝马斯批判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它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型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它表明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什么伦理的国家,它提出的平等、自由、权利的学说也不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而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和意识形态,而且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使整个社会"物化",商品拜物教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作用的结果。卢卡奇和哈贝马斯虽然都吸收了韦伯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但是,卢卡奇否定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并因此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韦伯化;而哈贝马斯关于系统入侵生活世界的观点则从经济系统对文化领域的决定作用这一维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并使韦伯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