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刑法“原情酌减”条款源流考——于欢案与施剑翘案的对观与重思

传统“情理法”司法中,“情”乃“人情”,系指普通人心中皆有的常理、常情;“理”乃“天理”,系指天下人所公认的至公至正之理。“情理法”司法的理想形态是法官的判决既顺应天理、人情,又不悖于国法。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以现代刑法的规范形式承继了传统“情理法”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传统法律创造性转化的典范,这使得中国古典法律文化和司法理念在现代法治体系下得以延伸,让法官在不违背罪刑法定、不造成司法擅断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回应中国人的“天理”与“人情”观念。于欢案二审防卫过当的论证逻辑,掩盖了刺痛公众神经的辱母情节所蕴含的伦理意义,这根源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情节”概念下的“情理”退隐。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及其司法实践,可为“情理”在当代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回归提供镜鉴。     

明天是“好否”还是“有无”？

根据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后所制定的《新界条例》第13条第一款之规定,香港法院在处理新界土地诉讼时得适用中国传统法,即清律及习惯。2002年,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的“邓光裕堂案”,历时数年、无数次的法庭辩论,于2007年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张伟仁先生的专家意见——族产不可分割和让与的“通则”。这一通则是经由上千年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的“活法”（living law）,涉及伯尔曼所说的“代际关系的法律”,且为制定法即“国法”所认可。从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的互动与“并行不悖”,而非贺卫方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官员在对纠纷作出裁判时“经常地将所谓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     

中国传统法理学的精髓及其当代意义

从广义法理学来理解,中国有自己传统的法理学。从广义法理学出发,中国传统法观念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大法观念,包括意识、规则和习惯,表述为合理或者说具有正当性的秩序和规范体系。它的哲学是天、地、人一体的生命哲学,亦即万物有机的世界观。在全球范围内,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传统法理学的这些精髓不仅在内涵和特质上独一无二,而且亦同样内含人类法律对真、善、美共同理想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法理学的大法观念有利于克服实证主义法律观的过度狭窄,动态的合理正义观有助于我们确立主体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而生命哲学亦即有机世界观对机械唯物论和原子世界观的非生命性都是一个超越,从而在法的哲学上形成道德对功利的引导之势,促进人的类本质在法律中的实践和实现,以迎接全球化时代和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情法两尽”及其社会基础

纵观历史,国法、天理与人情的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制定法律“必协情理”,“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而且在法律的施行中要遵循“败法乱政不可,违情不可,力求情法两尽”的原则,所谓“一代之法,不徒在立法之善,而在用法之得其平”。可见,“情法两尽”是中国传统法律施行追求的目标之一。...     

和谐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选择

和谐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选择影响至巨,使其将一些看似对立的法律原则调合起来,形成和谐整体,如守法与任情、罪刑法定与非法定、告奸与容隐、平等与差序等,都被有机地纳入同一法律制度中,呈现出“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法文化传统。     

从情理和无讼中追求和谐——对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几点认识

在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中,"天理、国法、人情"是传统诉讼的价值选择,古人从"天理、国法、人情"这三者的关系中更好地把握了解决纠纷的最佳方式."无讼"的诉讼理念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与"天理、国法、人情"相互交错,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讼"和传统诉讼中的情理因素的实质都是古人追求"和谐"理想在法律领域的反映。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情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天理与人情为内容的情理观影响、规范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规则,确立了传统民事法律的最高要求与最低底线,其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公允、诚信、习俗原则为表现形态,贯穿于古代社会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既是古代封建官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民众民事行为的准则,并由此构建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在构建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对待传统的情理观,取其世俗化、民族化以及权利义务对等性等合理因素,为制定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中国民法典所用。     

反腐倡廉中如何看待法与情和理的关系

在我们国家,传统法律文化有几大特征,其中之一是“天理”、“人情”和“国法”的三位一体,那是因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历来都在不同程度上会受到这样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因为情、理、法三者之间的相互交融也同样是国人对法律的一般共识.     

曹彬缓事不屈法

天理、国法、人情在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非常受重视，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被充分考虑。在司法审判中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协调，是所有司法官的一致追求，相关案例在历史中屡见不鲜，北宋曹彬为新妇缓刑一案就是典型代表。     

人情：传统司法适用民间法的进路——基于涉及“招夫养子”习俗之诉讼中批词与判词的考察

＂招夫养子＂是从宋代即有文献记载的民间习俗,从有关＂招夫养子＂诉讼的批词和判词来看,在中国传统司法中是直接适用民间法,把民间习俗当作＂法＂来对待的。在古代中国,习惯法作为一种法律渊源,是以＂人情＂为进路进入到以＂天理—国法—人情＂为总体适用规范的国家司法之中的。     

明天是"好否"还是"有无"?香港高等法院"邓光裕堂案"述评

根据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后所制定的《新界条例》第13条第一款之规定,香港法院在处理新界土地诉讼时得适用中国传统法,即清律及习惯.2002年,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的"邓光裕堂案",历时数年、无数次的法庭辩论,于2007年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张伟仁先生的专家意见-族产不可分割和让与的"通则".这一通则是经由上千年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的"活法"(livinglaw),涉及伯尔曼所说的"代际关系的法律",且为制定法即"国法"所认可.从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的互动与"并行不悖",而非贺卫方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官员在对纠纷作出裁判时"经常地将所谓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     

中西伦理合璧与法治模式的中国特色

一、引言任何民族的法制或法律秩序,都是“形”“魂”统一体。“形”即典章制度、相关设施及其运作;“魂”即观念、伦理形式的法或法伦理,①它是一个民族共奉的“自然法”、“神圣法”、“天理天则”等。它常常可能是一个民族现实法律秩序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但却是批...     

中国传统法之和谐价值考察

和谐是人与社会存在及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最高追求。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蕴涵着忠孝、诚信、贵和求安、关注生命、化解争端等内容丰富的和谐精神。通过对以"天人合一"、"贵和"、"以德配天"为原点的和谐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梳理,发现中国传统法的传承,均以和谐作为价值追求的首要目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追求的乃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中国传统法中,和谐价值内涵是通过礼治、德治来体现的。中国传统法之和谐价值的基本体现就在于,既肯定冲突与不和的现实存在,又在不和中求和,在维护君主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前提下,整合一个个对立的矛盾关系,以天理、国法、人情的融合来定分止争,谨慎用刑,息讼止讼,分配社会资源,稳定社会秩序,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儒家孝义思想对传统中国国家司法主义的影响——以“复仇”制度为论域的思考

“复仇”制度作为宗法伦理社会的伴生物,孝义是其得以产生并持续存在的精神基础。离开了“孝”,“复仇”制度便不可能产生和长期存在下去。在对“复仇”的态度上,各朝代的统治者从一定程度的肯定到逐步的限制,到最后的明令禁止“复仇”。其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儒家孝义思想与传统中国国家司法主义之间矛盾的日益凸显。虽然“复仇”制度在国家司法主义的挤压下活动的空间大大的萎缩,但对“复仇”制度禁而不止的现象却与封建社会相始终。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破除“人情大过国法”的观念,除了在理论上进行宣传“法律至上”的观念,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意识以外,更为根本的是加速我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转型。     

从“法律”的语词演变看中国传统法律价值的传承与继受

法律的语词演变经历了从“刑”到“法”、“律”最终到“法律”的过程。最初法律只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工具,具有公平与秩序价值。而这种传统价值存在着种种局限,尚有待革新。经过对西方法律观念的继受,传统中国的法律将由维护公平与秩序的规则发展成为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书,而这一过程是漫长而艰巨的。     

自然法在中国

有人认为,在中国无论古代还是近代都没有自然法的出现,因为自然法是一种基于社会平等的法,是提倡自然的法,在此我持有不同的观点,既然自然法是一种概念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自然而然就形成的,也是经过所谓的希腊式的民主而产生的.既然有民主肯定就有阶级,有阶级就有为维护阶级利益制定的法,在外国最早表现为自然法,而在中国则表现为人情、天理、国法.     

法律原则、自由裁量与良法价值理念的构建

实证主义法学与新自然法学派博弈之论点在于法律是由单纯法律规则还是由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政治道德构成的。实证主义法学在强调法律为双重规则统一体的基础上,承认包括法官造法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以德沃金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构成除规则外,还存在原则和政治道德等因素,且主张自由裁量行为是法官在法律规定幅度内的司法行为,如超越此圭臬,就是一种法官的恣意行为、不正义行为。两者在法律构成上的长期激烈争论,旨在证成何种构成模式的法能最大效应地体现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秩序的规范价值理念,或言之,法律应具有何种有效体系,方能消除人治状态而实现良法之治。     

“以人为本”法律价值探究及其法治理念构建

法律上重要的不是原创性,而是是否合乎民族性。普遍的法观念的确认,是对法的概念的综合性认知。法观念的形成,是认知个体传统法律文化的综合体现,包括法的概念、法的生成及法律发展史。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对构筑现代意义之中国法治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故此,“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一种,在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同时,归因于自然法观念与人类进化及社会公益观念的和解。     

名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元概念

"名分"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词,它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本文通过层层论述,认为"名分"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元概念,它融通了各家学说,沟通了家礼国法,贯穿于历代法典,运用于司法审判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它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中,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中国传统法律道德性问题浅析

中国传统法律道德性以仁为核心,以天理,人情,法理为维度,反映了古代法律的立法之本.没有落后事物的消逝,就没有先进事物的引进与诞生.正是站在传统法律现代化的高度上,我们得以发现中国传统法律中存在着较为朴素的道德性,是法律本土的重要资源开发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