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用益物权设立条件的“农民集体决定”

农民集体不是个人主义的团体,而是整体主义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农民集体成员的表决行为不是个人主义的决议行为,而是整体主义的“农民集体决定”。当在集体土地上设立用益物权时,农民集体要按照村民自治的基层治理结构来行使集体所有权,即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作出农民集体决定,而不是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的行使逻辑来构造农民集体决定。农民集体决定具有与决议行为类似的意思形成和效果发生机制,且参与农民集体决定的集体成员个体也是通过意思表示来实现意志并遵循程序正义要求的,故可以根据《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参照适用团体决议行为的相关规则,在召集主体、参与主体、需要决定的内容的形成、对表决结果的要求等方面构造明确的适用规则。农民集体决定的形成采取多数决方式,遵循民主原则。如果未形成有效的意思表达程序或者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则无需进入对农民集体决定是否有效的价值判断阶段。     

农民集体成员权:中国特色的民事权利制度创新

农民集体成员权是中国特色的民事权利制度创新的典范.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能够实现既能坚持和实现农民集体所有权,又能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双重目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背景下,坚持和完善农民集体成员权具有其独特制度价值.我国的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已经初成体系,但是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应该沿循着立法论和解释论两种路径共同完善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的颁布为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的立法完善提供了更为坚强的政策支撑.     

论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成员集体所有与集体经济组织行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1条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中的"本集体成员集体"概念有其理论来源和历史与现实的依据,其内涵确定,可以作为表达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特定概念.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是集体成员与集体所有权的权利连接点,是成员权产生的基础,决定了行使农民集体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属性.只有把握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集体公有制本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和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构造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     

民法视野下乡村振兴中村民自治监督的缺失与优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居于主体地位，这就要求乡村战略的实施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近些年来，虽然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监督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完善的监督体系，需要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的有机结合。针对村民自治监督的缺失，有必要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扩大信息公开的客体种类并适度限制知情权，以增强事前监督；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强化党员在涉及乡村振兴事项决议中的参与度，以增强事中监督；扩大集体成员撤销权适用范围，通过对现行法的解释适用，赋予集体成员利用撤销权维护集体整体利益的权利，并增设集体成员派生诉讼制度，以增强事后监督。     

论成员集体与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权的主体

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范围的成员集体。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成员集体是指农村一定的集体所有的社区范围的人的整体。其权利之享有以团体内全体成员为主体,成员集体共同承受权利义务,但团体的权利和义务又非成员个人的权利义务。成员个人的权利义务也非集体的权利义务。成员个人可以从集体分配取得利益和权利。集体成员是农村社区范围内依赖集体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和财产为基本生存保障的自然人。集体成员的资格包括:(1)在各社区集体以历史的居住事实成为集体成员的成年自然人。(2)依据社会习惯和公平正义原则,因婚姻、出生、收养等成为社区集体成员的家庭成员的任何年龄的自然人。(3)依据社区集体章程规定的条件,经集体自治决议接纳为集体成员的自然人。依法律明确规定,或者依社会习惯和公平正义原则应接纳为集体成员的,集体不得拒绝;除此之外的集体成员的加入,由集体自治决定。     

农民集体成员持有的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分配股份的自愿有偿退出

农村集体成员持有的本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分配股份,其本质是以农民集体所有权的集体公有制本质决定的集体成员参加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股份化,并非对集体经营性资产所有权的股份化。其股份有偿退出的含义是退出参与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分配权依据的股份,并不是对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所有权的退出,也不是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退出。既没有必要对集体成员对外转让股份严格禁止,也没有必要夸大对外转让的作用、强调必须允许对外转让。是否允许集体成员对外转让股份应当交由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由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集体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是否采用以份额或者股份形式量化集体经营收益分配,以及所采用的成员收益分配股份有偿退出的方式,可以选择采用由集体经济组织收购的方式而不采用转让的方式,或者对转让与收购的适用的条件和顺序作出规定。不应以取得替代性的社会保障作为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分配股份退出的条件并设置审批程序,应在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分配股份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交易的基础上,设定股权的变更登记程序与注销登记程序,对股份的退出进行公示。     

我国集体协商制度实证主义建构的法哲学反思

我国集体协商制度之所以未能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规制功能,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制度建构的实证主义哲学观使实现集体行动合法化、体现劳资自治的"争议权"在制度构造上缺乏合法地位。虽然"争议权"的行使可能引发法的正当性与安定性之间的矛盾,但是,基于自然法的理论分析,"争议权"的行使与维持劳动关系稳定的目标并不冲突。在追求劳动关系正义的基本宗旨下,通过拓宽集体交涉的法律途径可实现争议权在实证法上的合法地位。     

论农民进城落户后集体土地“三权”退出

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股权的政策表达与法律规定,尚存农民进城落户后应否以及何时丧失集体成员资格规则不明、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前支持引导退出规则不足、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后不自愿退出的应对之策缺失、大量农民进城落户且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后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之惑等问题。在承包地"三权分置"、宅基地"三权分置"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宜通过健全集体成员资格丧失标准和程序、完善集体土地"三权"之(最先)优先受让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之股权化方案、借助土地经营权和使用权乃至非本集体成员继承股权之类别股设计、大量农民进城落户且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后集体土地适时国有化等方法,化解上述问题。     

论农民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资产的股份权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是关于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拟对农民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资产的股份权加以探讨,以期对农民财产权利的实现有所裨益。     

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成员受益权能

集体成员受益权能就是集体所有权使集体成员享受集体土地利益,集体成员得依据集体的管理和分配,从集体土地及其收益上享受利益的权能,包括共享利益和分享利益两个方面。这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目的利益实现所必须的权能。     

论农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市场标准及股权化实现的路径

农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中,市场价格标准的正当性在于回归私权的调整方式.由于现行市场补偿标准的行政确定方式、协商方式、第三方裁决与评估方式在我国现行制度条件下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制度成本,采用征地补偿请求权入股的补偿形式具有制度优势.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根据地方立法样本,征收补偿权股权化的制度安排应区分生存权利益保障和财产权利风险控制两个层次,设计补偿请求权入股的具体规则.     

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

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法研究 和实务中的一个瓶颈问题。自1992年我国第 一家集体管理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以来,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即深受关注,但1990年的《著作权法》对此并无规定,1991年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7条、第49条和第54条也只是零星提及。2001年的新修订《著作权法》增设第8条,确立了集体管理组织的非营利性和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但该条     

三农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由于不能解决地方机构臃肿、地方政府腐败和滥权以及地方财政困境,取消农业税的税制改革难以应对“税费反弹”现象,仅仅是暂时缓解农民负担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久之道。从宪法学角度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完善地方民主与法治,从以行政为主导的中央控制模式转向以司法为主导的权利保障模式。中央干预的目的不在于亲自解决十分具体的问题,而应指向提供解决问题的制度。     

"集体行动"与"人的联合"——以集会、游行为核心的分析

集体行动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下,由聚合的人们进行的一种群体行为.集体行动有利于弥补代议制度的不足,畅通民意的表达渠道,并提供产生社会影响的公共论坛.在人权的意义上,集体行动表达了"不平则鸣"的人性诉求,有利于成熟人的心智,并避免个人怯于公开表达的心理障碍,为人们的政治历炼提供了契机."共同目标"与"一致行动"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内在、外在价值,正是通过这些价值的展现,人的联合在集体行动中得以有序的进行.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by committee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economic decisions always contain elements of compromise. However, the bargaining models of economic theory treat only the two decision maker case with linearly aggregated priorities; i.e. compromise decisions under Pareto optimality and no side payments. Even the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decision makers remains indeterminate. This paper proposes a simplified bargaining model with three new features: (a) it allows multiple participants; (b) it uses optimal voting patterns to combine the policy proposals, rather than the policy priorities, to form those compromise decisions; and (c) it determines the relative power of each participant endogenously. Perhaps more important, the method does not depend on each decision maker knowing the preferences of his colleagues exact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