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建设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在2012年7月10日《人民日报》撰文《以法治建设推进社会诚信建设》认为，社会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多方力量、形成联动机制．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应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等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推动社会诚信建设。一是要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社会诚信法律规范体系。     

2010年中国法治的进步与局限

2010年,中国制定了《社会保险法》和《人民调解法》,修改了《保密法》、《国家赔偿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同时出台了不少规章和规定。总的来说,这些法律规定的主要亮点在于技术细节方面的完善，其程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

<正>三十年来,中国改革一直围绕着"经济发展"这根主轴。在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指导下,我们不假思索地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划等号。然而,去年冬天北京挥之不去的浓雾重霾足以表明,这个等号是不成立的。如果"发展"让我们拥有了高楼、公路、铁道乃至奢侈日用品,却摧毁了人类生活所依存的环境,污染了基本生存所离不开的空气、水和食品,让人     

从王书金到聂树斌——“疑罪从无”的误用

<正>近日,河北省高院维持了王书金案的死刑判决,并支持检方提出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的结论。众所周知,王书金案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在于这个案件本身,而是在于他主动承认了自己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被告不断供认自己就是某案的真凶,公诉方却坚决否定是他干了这事!公诉和被告仿佛角色互换,在被告是否是一桩强奸杀人案的凶手这个重大问题上相互"谦让"起来;被     

中国宪政需要“愤青”推动

我指的"愤青"是动机比较"纯"(或压根没什么"动机")而说话比较"冲"的那类青年。中国宪政与法治之所以需要"愤青"推动,是因为除此之外它实在没有什么推动力。虽然全国人大今年很有自信地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毕竟立法容易执法难,行宪更难;宪法与法律可以当"门面",宪政与法治却是要动真格的,即便是在     

《预算法》修订需确立人大主导定位

1994年《预算法》颁布后，社会各界就曾发表过诸多不同意见。早在2004年，全国人大即启动了《预算法》修改程序，直至今年才公布了修正案草案的二次审议稿，足见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博弈也同样激烈。此次修订能否实质性改善预算决策程序，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从被拆迁户自焚到专家建言，呼唤悲剧不重演

成都被拆迁户因遭遇强拆而愤然自焚,因城市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激化的趋势,北大5位法学教授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重任,代表公众发声,以公民名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等有关权力核心,指出现行拆迁条例的违宪、违法及过时之处,呼吁尽快予以修改。上书得到国务院法制办的积极回应,特别邀请5位上书专家参加了新条例研讨会,同时获得国务院法制办承诺加快修改进程。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下)

（二）比利时 和瑞士相比，比利时的族群和语区结构都更为简单，但是部分由于联邦结构设置问题，比利时的族群矛盾更加突出。事实上，比利时联邦正是族群矛盾激化的产物，而联邦制改革虽然缓解了族群矛盾，但是并未消除族群对立情绪。比利时经验显示，如果国家宪法结构在一开始没有及时化解族群冲突，以至族群之间产生一种敌对情绪，那么即便若干年后采取更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也难以根治积重难返的族群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