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探究

人工智能犯罪在生成机理和内在逻辑上只能是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犯罪"。基于人工智能犯罪中人工智能算法安全的相对自主性与绝对客体性的犯罪机理,人工智能犯罪仅能归责于作为保证人的"自然人-法人"责任论。人工智能犯罪中"人心人性"的刑法常识观,应当确认人工智能犯罪的可归责主体,只能是作为算法安全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二元主体。为妥当解决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原理和实践问题,应当在坚守人工智能犯罪"自然人-法人"二元主体模式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刑法立法。     

司法实务中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的犯罪主体地位,但刑事诉讼实务中对单位犯罪主体的处理非常混乱,导致本该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被免责,或是只追究单位责任人而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必须明确单位犯罪主体的确立标准,只要是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经单位决策程序决定,反应单位意志的犯罪,并为刑法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其犯罪主体就应当是单位,而不论单位是否具有法人资格.     

试论犯罪动机恶化的规律和对策

犯罪动机恶化即犯罪的主导动机向更加罪恶的方向发展。犯罪动机恶化是有规律的。影响犯罪动机恶化的因素有三大方面 :一是犯罪主体所面临的危险程度和所产生的恐怖感 ;二是犯罪主导动机的罪恶程度和犯罪主体对自我处境的认知评价 ;三是犯罪主体的人格因素。     

论受贿犯罪自然人主体的立法完善

为适应惩治日益猖獗的贿赂犯罪的需要,我国有关受贿犯罪的刑事立法不断调整渐趋完善,受贿犯罪从一元走向多元,罪名体系基本形成。受贿犯罪自然人主体在立法上逐步扩大,法律界定日渐清晰,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相比仍然存在一些漏洞,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回顾了我国受贿犯罪自然人主体立法完善的历史沿革,梳理归纳了各类受贿犯罪主体范围的法律界定并加以必要解析,进而就自然人受贿的立法缺憾与进一步完善问题提出思考建议。     

论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立法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制范围较广,涉及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但主刑设置仍较为严厉。完善金融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完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对逃汇罪增加自然人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世纪之交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趋势

有组织犯罪被联合国大会宣称为"全球性瘟疫",我国刑事立法已予以确认.本文从侦查学角度精要论述了世纪之交的特定历史时期我国有组织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对象、犯罪手段方法等诸方面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势作了理性分析.     

论“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法人”犯罪是指经过法定代表人物做出决定,法人机构有组织、有领导地为法人牟取非法利益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法人”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现象是存在的,但“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却是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从法人制度的沿革及其客观属性和确认法人为犯罪主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法人”仅仅是被拟制的民事主体,而不能成为犯罪主体。因为法人制度,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完全是为了适应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需要、进入民法领域,成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它也仅仅是一项民法制度。因为民法自身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是随着私有制的     

我国洗钱罪刑事立法缺陷与完善之探讨

我国刑法规制的洗钱罪存在着上游犯罪不够宽泛、犯罪主体没有囊括自洗钱者、客观行为方式设置偏少等缺陷,为适应惩治洗钱犯罪以及履行国际公约义务之需要,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应扩展至"所有财利性犯罪"、洗钱罪主体应涵盖上游犯罪者、洗钱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应加以完善,并提升洗钱罪的最高法定刑。     

女青年的性罪错问题

女青年犯罪是社会问题,做为犯罪的主体成分来讲,犯罪女青年虽然在数量上不及男青年多,但共对于社会的危害能量却是不容低估的。她们的犯罪不仅仅是自身的堕落,而且往往成为男性犯罪的诱发因素以及促使犯罪升级的催化剂,甚至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形成制约关系。     

试论公交纵火犯罪的情境预防

近年来,公交纵火等恐怖性袭击活动高发,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公交纵火犯罪具有犯罪主体的失意性、犯罪对象的随意性、犯罪行为的暴力性和公交系统的不可控性等特点,其发生具有犯罪主体、社会环境和传媒方面的原因。通过导入情境预防这种犯罪预防模式并恰当地加以运用,改造犯罪可能发生的具体情境,从而消除犯罪机会和条件,加大犯罪行为的困难度和风险性,有望有效减少公交纵火案件的发生,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研究——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视角

如何最大程度减小刑罚适用对未成人犯罪主体的负面影响，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类犯罪主体实施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与前科消灭应是应然和必然选择，这既符合《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宗旨，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一致。     

论侦查主体的“三结合“

侦查主体的"三结合"是指侦技结合、侦情结合和侦诉结合.技术化、信息化、智能化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现代社会的犯罪也因体现了时代特征而在形态与要素上愈加复杂化,而且犯罪总量日益增大与侦查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因此,加强侦查主体的"三结合"便成为与现代犯罪作斗争的必然要求.     

论国际环境犯罪与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

国际环境犯罪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秩序的一大破坏因素,并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对于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这一论点,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见解,使得对国际环境犯罪的惩治行动搁置不前。笔者通过对惩治国际环境犯罪的立法现状进行探析,试图从理论的角度对国家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证,并探析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以期对国际环境的保护尽一份绵薄之力。     

论行贿行为的犯罪控制

从行贿犯罪犯罪控制的必要性出发,论证行贿犯罪控制的方案,同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介绍世界范围内行贿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方法,建立适合我国社会实际及司法现状的行贿犯罪控制系统要素应包含主体即施控者、客体即受控者及传递者三方面。     

市场信用犯罪的刑法学解读

市场信用犯罪是指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了市场信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本类罪的共同客体为市场信用;客观上具有侵害受刑法保护的市场信用这一行为;主体为市场经济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上为故意,大多具有牟利性。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市场信用犯罪分为不同类型的犯罪。     

制贩假证犯罪的现状及应对措施

制贩假证犯罪日渐猖獗,具有犯罪主体的地域性和亲缘性明显、犯罪日益组织化、犯罪手段信息化、犯罪人员的反侦查能力较强等特点。制贩假证犯罪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存在市场需求、暴利驱使和犯罪成本低的原因外,还有政府相关部门对制贩假证违法犯罪的防控与打击不力等因素。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和防控制贩假证犯罪,应加强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阵地控制,同时运用前置性侦查模式,主动查控犯罪,并且综合各警种力量,整体联动,发挥合力。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构成要件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相比其他信用卡诈骗有其特殊的构成要件,与诈骗罪通说的五个要素难以完全吻合,文章主要从犯罪主体及犯罪客观要件等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分析

在法定犯即将到来的时代,食品安全犯罪应适时地调整为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当前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应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食品安全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存在法定刑过于宽泛、非监禁刑与资格刑的阙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不能完全取消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情势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适用主体限定于"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妥当,以彰显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我国涉税犯罪现状、趋势与侦查对策探析

当前,我国涉税犯罪总体呈高发态势,涉税犯罪逐渐呈现出总量继续上升,犯罪主体、侵害领域及地域泛化的宏观趋势和虚开发票犯罪、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发案增多,逃税犯罪、制售假发票犯罪发案减少的微观趋势。公安机关应当经营警税大情报系统,提升侦查信息化水平;拓宽案件来源渠道,把握侦查主动;强化立案审查;将内查与外调相结合,形成证据锁链,从而加强打击涉税犯罪的能力。     

强化职权监督预防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 ,是广大群众最痛恨的腐败现象之一。其范围包括各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滥用职权等作为的犯罪和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非作为的犯罪等。从司法实践看 ,职务犯罪得逞的主要条件 ,一是犯罪主体有犯罪动机 ,二是犯罪主体有权力资源。因此 ,预防职务犯罪重要的是要抓好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 ,使之不想犯 ,同时监督制约好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职权 ,使之不能犯。因此 ,从宏观、中观到微观搞好职权配置、监督等就成为职务犯罪预防的关键。而要通过强化职权监督制约来有效预防职务犯罪 ,则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