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表明我国刑事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犯罪化之立法呈保安主义趋势;(2)刑罚之立法呈民粹主义趋势;(3)刑法结构呈分层化趋势。我国刑事立法政策之活性化倾向值得肯定,但应对其过度活性化保持警惕。要弥补危险驾驶罪立法之缺陷,就必须增设危险驾驶罪结果加重犯。     

行刑社会化:合理定位及实现路径

我国传统的监狱行刑模式亟待改革,采用以社区刑罚为主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为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方向。行刑社会化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犯罪和刑罚科学化认识的必然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刑事价值理念。基于刑事一体化的研究进路,行刑社会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树立革新行刑理念,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更需要鼓励社会参与罪犯矫治,优化社区行刑机制,拓展刑事执行的社会化空间。     

期货犯罪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期货业的发展,期货市场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应运而生,应加快期货犯罪立法。本文对美、日、英、新加坡、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期货犯罪立法进行了介绍与比较,分析了期货犯罪的构成要件。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增设以下几种期货犯罪:(1)私下对冲罪;(2)内幕交易罪;(3)误导交易罪;(4)挪用保证金罪;(5)欺诈客户罪;(6)操纵期市罪。在立法模式上,作者认为,在期货法出台前,可采取单行刑法方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期货犯罪的若干规定,制定期货法时,则应采取附属刑法的方式,由期货法具体规定各种期货犯罪及其处罚;对期货犯罪的刑罚,应以财产刑为主,监禁刑为辅。     

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政策是为抗制犯罪而出现的，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以行刑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解读与诠释，有助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行刑体制。     

《中国刑事法杂志》二○○三年总目录

专　　论论我国刑事法学的协调发展夏吉先　赵卫东 (1 3)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模式之选择宋英辉　郭云忠 (1 1 4 )当前严打研究中的四个误区李　川 (2 3)论当前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预防和控制何秉松　廖　斌 (2 8)论死刑的正确适用赵廷光 (3 3)论预防与惩治陈正云　许道敏 (4 3)我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前瞻徐静村　潘金贵 (5 3)我国死缓制度的产生、发展及思考张正新 (5 1 3)论刑法解释的若干问题姜　伟　卢宇蓉 (6 3)刑法理论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研究高铭暄　朱本欣 (1 2 0 )论民法意义的所有权与刑法意义的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时延安 (1…     

犯罪预备行为类型化研究

类型化方法是刑法理论研究应当重视的研究方法之一.针对现有犯罪预备行为研究的不足,采用类型化方法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研究,提出犯罪预备行为的新型分类方法,即:(1)犯罪工具之预备；(2)犯罪信息之预备；(3)犯罪主体之预备；(4)犯罪时机之预备；(5)犯罪手段之预备；(6)犯罪计划之预备；(7)其他方式之预备.     

《中国刑事法杂志》二○○四年总目录

专　　论诉讼效益 :公正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点李晓明　辛　军 (1 3)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刘　远　刘　军 (2 3)我国犯罪对策的战略选择王　牧 (3 3)实现量刑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赵廷光 (4 3)论搜查程序崔　敏　郭　玺 (5 3)公共政策视野下的起诉裁量权吴学艇 (6 3)     

控制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探析

刑事立法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变革关系到腐败犯罪判断标准和惩治措施结构的变化,对于控制腐败犯罪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可以通过适时对相关行为的非犯罪化或犯罪化进行调整,科学确立同等制裁或区分制裁的处罚策略,科学规定腐败犯罪的构成要件等形式,充分发挥刑事立法政策在控制腐败犯罪方面的作用。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论劳动教养立法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建立我国轻罪处罚制度的理论创新

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中国刑事立法犯罪概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严重或较为严重的犯罪 ,而不包括轻罪 ,因此 ,应当以劳动教养立法为契机建立中国的轻罪处罚体系。轻罪处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外 ,还需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形成和提出问题 ,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为轻罪处罚制度提供必需的理论支撑。     

和谐社会语境下犯罪被害人调查的意义及其方案设计

刑事法律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和谐,离不开对犯罪形势的科学分析。针对传统犯罪统计方式的不足,世界各国纷纷进行被害人调查工作。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开展犯罪被害人调查,全面了解当前的犯罪状况,对于我们的刑事理论研究、刑事司法实践和制定刑事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关于犯罪特征的再探讨

<正> 我国刑法学者通常认为,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长期以来,这一观念在我国刑法学界处于主导地位,被认为是通说。但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一)、二特征说。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有两个:1.犯罪必须是对社会有危害性的行为;2.犯罪必须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二)、四特征说。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有四个:1.犯罪必须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2.犯罪必须是触犯刑律的行为;3.犯罪必须是有罪过的行为;4.犯罪必须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三)六特征说。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有六个:1.行为的客观性;2.行为的质物性;3.行为的客观危害性;4.行为的主观意识性;5.行为的违法性;6.行为的应受惩罚性。除此之外,对于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这一观点,也有学者提出异议,有的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应受刑罚惩罚性,有的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刑事违法性。     

一部一体化刑事法学研究的力作──评樊凤林教授文集《刑事科学论》

刑事法学,即研究有关刑事法律及其运用之科学,其内容可包括与犯罪有关的所有相关学科,如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执行法学、刑事政策学、犯罪学等。本来,早在作为刑法学正式诞生标志的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刑法思想和刑事诉讼法思想是合为一体的。后来意大利刑法学家龙勃罗梭引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创立犯罪学,扩张了刑事法的研究领域。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更是首次提出全体刑法学的概念,确立了包括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行刑学在内的大刑法学研究体系。但是我国法学界基本上没有借鉴这种研…     

欧洲各国检察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作用

一、检察官的职权 1. 检察官作为公共当局,代表社会和公共利益,确保对违法者进行刑事追究法律的执行,既保护个人权利,又注重提高刑事司法制度所必需的效率。2.在所有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检察官拥有以下权力：(1)决定是否起诉或继续追诉;(2)出庭支持公诉;(3)对法院的全部或部分裁判可以上诉或进行上诉。3.在某些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检察官也拥有以下权力：(1)对执行国家刑事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各地和地方的实际情况;(2)进行侦查,指导或监督侦查;(3)保证被害人得到有效的帮助;(4)监督法院裁判的执行等。二、检察官履行职权…     

我国刑事政策的抉择及其合理性论证

我国刑事政策内容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和长效机制,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刑法学理论和犯罪学理论的深刻变化、世界各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我国防控犯罪的实际需要,决定了我国应当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对少数严重犯罪和累犯实行严厉的刑事政策,而对绝大多数轻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距离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要求相差甚远,只有将两极化刑事政策系统化、刑事法制化,才能建立我国科学、稳定、有效的刑事政策体系。     

刑事政策视野中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理性建构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是客观主义犯罪观和主观主义犯罪观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上的立法体现。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不仅决定着犯罪圈的大小,而且征表和反映了国家的刑事政策取向和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中国现行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主要缺陷是:刑法总则的立法模式与分则的犯罪构成模式相矛盾;刑事立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泛化和刑事司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异化致使罪刑法定原则受到挑战;刑事立法对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主观化不当地扩张了可罚的未遂行为的范围。中国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应当进行如下改革: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例外化;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客观化;犯罪中止行为认定的合理化。     

刑事政策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立法不足的适用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如何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虽然我国采取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阻止未成年人犯罪浪潮的高涨，但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不足．刑事政策叉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成效不甚理想。采取何种刑事政策能有效地弥补刑事立法的不足，以达到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行刑衔接视阈下轻罪出罪路径优化探析

轻罪在犯罪结构中占比过重,带来涉罪人数激增。为有效控制犯罪圈,减少轻罪刑罚适用,降低刑罚负面效应,当前司法呼吁实现部分轻罪出罪化处置。为此,应当重视刑罚替代措施,加强行刑衔接,以行政处罚衔接、替代刑事处罚,分流部分轻罪行为,实现轻罪犯罪圈的适当收缩。针对实践中行刑反向衔接存在的观念重视不够、检察环节过滤功能发挥不足、配套保障机制措施不力、法律规定不明等问题,促进行刑衔接实现轻罪出罪,需要更新刑事司法理念,重视行刑反向衔接;更加重视检察环节准确运用自由裁量权,扩大轻罪行为相对不起诉范围;加强配套机制制度构建,既促进不起诉的运用,又有效实现行政处罚的高效透明,确保行刑衔接渠道畅通,进而优化轻罪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