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被“痴情”的金岳霖

为了塑造金岳霖的痴情形象，很多文章都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即强调金岳霖为了林徽因而“终身未娶”。金岳霖确实终身未娶，但他和美国女友泰勒长期保持同居关系。一直没结婚，只是因为两人都信奉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的“试婚”制罢了。泰勒原本是金岳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后随他来中国定居。两人不但长期保持伴侣关系，而且还育有一女。     

民国注事民国学人

1、金岳霖金岳霖（1895—1984）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现设立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金岳霖-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云南的“斗鸡”与他共餐，北京的大“蛐蛐”伴他人梦：他与童稚无邪的小孩在一起玩得乐不可支，“各路好汉”都是他家。星六聚会”的座上客。     

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其“哲学立新”的共时性

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其“哲学立新”的关系,对于澄清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性质,正确界定其起点,有重大学术意义。通过深入思考、辨析,可以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其“哲学立新”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二者在时间上一致,将它们认定为先后发生或进行的两个事件或两个过程是不妥的。他的“哲学革命”的历程,绝不是在其“哲学立新”完成后才真正开启,而是与后者同时开启、同步进行和深化。马克思的“哲学立新”是一个过程,其“哲学革命”同样是一个过程,二者的起点完全相同。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深刻认识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及其特征,消除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马克思‘哲学革命’一次完成论”的消极影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推进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论杜威对西方哲学的批评及其中西哲学比较

杜威通过揭示康德如何从“启蒙运动的儿子”走向“与启蒙运动决裂”,以及法国哲学与英美经验论哲学的不足,奠定了其心仪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他评说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流派,在哲学和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他的观点多有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通之处.他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味儿”或“中国特点”,提出了“两个适应”的理论,即:使古老的中国观念“适应现代的情况”,使西方思想的精华“适应中国的情况”.他从老子和孔子的哲学中发现了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所不及的精神品格,强烈谴责西方列强向中国转移其社会危机,以中国的人生哲学为“救世之灵药”.他说中国哲学更多地把大自然“当作娱心悦目的事物看”,以及他所提出的“像中国人那样思考”的主张,是后来诺斯罗普关于中国哲学审美特征之研究、公正的世界秩序之建立应引进中国价值观的先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存在着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往往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在中国产生影响、得到发展的外来哲学，而没有转化为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中国的哲学”的一个有力证明。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金岳霖的《知识论》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金岳霖的《知识论》胡军１亚里士多德以“求知是人的本性”￣①这句话开始了他的名著《形而上学》一书。无独有偶，中国的先儒荀况也直截了当地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②这两位先哲在地域相隔辽远、文化背景迥异，交通极度闭塞的环境中却表达出...     

萧何:要官不要脸

历史上众多“好好先生”其实未必都是好人。他们所信奉的中庸哲学，讲究“不偏不倚、左右逢源”，然而如此这般，他们的重心在哪里呢？到最后无非是一种“墙头草”状态，哪边风硬倒向哪一边。为了保住自己，所谓中庸是偏向哪一方都可以的。     

既苦又乐

一位老朋友听说我还时常写点文章，很关切地说，八十岁的人了，何必还那么辛苦呢。我说，辛苦是辛苦，不过很好玩。哲学家金岳霖不是说他研究哲学是因为好玩吗，我也是写着玩儿的。我说的是真话，写作确实很好玩。毛泽东写《送瘟神》，说是“欣然命笔”，许多古人也是这样...     

"费尔巴哈派"与"中间环节"的再审视

科学把握“费尔巴哈派”和“中间环节”概念的内涵,是理解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关键。“费尔巴哈派”实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欢迎”态度,二是费尔巴哈哲学对他们的“强烈地影响”。“中间环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人本学的思维路径;无神论的宗教异化思想。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阶段,费尔巴哈哲学“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     

自由的歧路——"苏联哲学"的历史命运及启示

揭示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自觉能动性,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最高理想。然而,受恩格斯影响,列宁在哲学上表现出的“自然哲学”倾向,使他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与马克思存在差异,并对日后苏联哲学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以政治权力和特定的哲学模式强势介入哲学领域,造成苏联哲学向否定自由从而否定自身演变的必然逻辑。苏联“解冻”时期领导人和哲学界挽救苏联哲学的努力,并未使其从旧框架中“突围”出来。而苏联哲学长期充任当政者“强迫自由”的政治工具,最终导致其曲终人散的历史命运,为后人看待哲学与自由的关系留下了深刻教训。     

冯友兰人生四境界的意蕴

冯友兰，上个世纪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他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名析理”同西方近代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其内容涉及行上学、心性论、境界学、人生哲学等，“六书纪贞元”，冯氏哲学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新局面，其人生境界说是“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性与功利:谁是权威——休谟政治哲学述评

在我国政治学界一直忽略了对休谟政治哲学的研讨，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缺憾。作者通过评价休谟对近代自然法理论的核心概念———“理性”所蕴含的逻辑混乱的分析，以及他何以用“功利”取代“理性”作为政治服从的基础，分析了休谟政治哲学在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影响     

杨献珍与“哲学罪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和学术界有三大冤案，即：文艺领域的“胡风案”，历史领域的“邓拓案”和哲学领域的“杨献珍案”。杨献珍一生历经三次牢狱之灾，十八年牢狱之灾中有十一年是因三次哲学大论战的“哲学罪案”而入狱。虽被千百篇文章口诛笔伐，但他直面“批斗”和“提审”，九死而不悔。     

艾思奇的传奇人生

艾思奇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大众哲学》。于1936年1月出版，不到5个月就连续出了四版j10多年中创下了连续32版的奇迹。毛泽东对他有极高的评价，“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天下第二好人。”让我们揭开他神秘的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艾思奇。     

"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在马克思的早期文献中，“哲学”一词如果不加区别的理解就会得出马克思对哲学存在非连续性和二重化的态度的结论。通过对相关文本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研究发现马克思在使用“哲学”一词上存在双重涵义，即思辨哲学与革命哲学。那么，以此为基础进行解读，马克思的“消灭哲学”命题指的是，消灭黑格尔思辨哲学；实现哲学指的是把哲学理论与革命群众相结合、哲学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     

“哲学上三次大论战”提法不宜继续使用

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和“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说成是建国以来“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是康生为恶意批判杨献珍而提出的，有特定的含义。“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的说法，既不符合上世纪我国五六十年代哲学战线上争论的实际，也不利于实事求是地总结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的提法不宜继续使用。     

中国哲学的逻辑体系

哲学是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探究普遍性终极性超验性问题而取得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成果。诸子百家时代，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完整的哲学。中国哲学的逻辑体系由天论、天人关系论、人论三部分组成。“知天以制天”的“天论”是中国哲学的逻辑起点，“究天人之际”的“天人关系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主题，“知人以成人”的“人论”是中国哲学的价值追求。     

专家学者谈如可看待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

近日，有关专家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讨会上，就当前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创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他们的观点概述如下。     

中国现代哲学如何走向融合创新--"西方哲学东渐百年学术研讨会"的一个反思

２００２年秋，武汉大学哲学系暨台湾佛光大学哲学所，联合举办了“西方哲学东渐百年学术研讨会”。两岸诸多知名学者，立足于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哲学的发展，对百年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哲学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中国哲学如何在融合中创新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一、中国哲学融合中创新的历史必然性及艰巨性回溯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文化———哲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融合的必然性及在每一次融合中的革新性。第一次融合应从帝颛顼开始，至殷周完成，实现了“绝地天通”。图腾是各氏族部落初民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