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社会要切实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建设和谐社会,自然要造舆论,对和谐理论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们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仅靠和谐理论的宣传是不会有社会和谐的。社会的和谐要靠切切实实地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上,我们比较重视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如贫富差距的悬殊,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劳资矛盾中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干部的腐败,领导和群众关系紧张,思想文化领域中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的矛盾等),而较少深入思考产生这些…     

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点思考

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人的科学认识和对资本主义深刻批判基础上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它们又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自由发展比全面发展更重要。因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讲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建设和谐社会

毛泽东讲过,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我党历史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创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以下诸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一)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敢于揭露矛盾,善于分析矛盾,正确解决矛盾。(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后者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     

创新与个性自由

创新需要个性自由。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富于创新的人无不有着独特的个性。尊重个性自由的社会有利于调动人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我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不尊重个性的习惯势力至今仍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严重存在 ,极大地妨害了中华民族创新力的实现和发挥。家庭、学校 ,乃至整个社会都要认真反思这个问题 ,重视个性自由 ,尊重个性自由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向中国文化学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吸取智慧等方面,毛泽东堪称典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应该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有利于指导实践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渗入。     

纪念李达，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

李达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旨在给中国人民以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之间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要承认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之间、理论家与革命家之间的分工。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长期以来．我国普遍存在着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在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时，应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解放思想 解放人

20年前,邓小平领导的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20年来,思想解放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高过一浪,持续不断,成了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思想解放运动不断冲破禁锢人们思想的种种精神枷锁,解放了人的聪明才智,革除了束缚人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各种不合理的陈规陋习,大大调动和激发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使生产力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解放思想是当代中国最响亮的、最有时代特色的口号之一。解放思想,说到底是解放人,解放生产力。     

“以时为宝”:中国哲学中的“时”

中国哲学对“时”有着大量的、精辟的论述,如“以时为宝”、“动静有时”、“与时偕进”、“穷达以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但长期以来却被西方哲学的时间概念遮蔽了。发掘中国哲学中“时”的意义,不仅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间论有所裨益,而且对指导当代的实践以及引导人生也颇有启迪。     

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科学 ,要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的规定性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否认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否认马克思辩证法的客观性等观点是错误的。“回到马克思”的观点不可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在于进行自我革命。     

“哲学上三次大论战”提法不宜继续使用

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和“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说成是建国以来“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是康生为恶意批判杨献珍而提出的，有特定的含义。“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的说法，既不符合上世纪我国五六十年代哲学战线上争论的实际，也不利于实事求是地总结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哲学上的三次大论战”的提法不宜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