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证据标准思考

受贿犯罪腐蚀了国家肌体，动摇了社会的根基，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是反腐败斗争中重点打击的对象。然而，就目前而言，受贿犯罪仍呈现高发态势，其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比例也居高不下，究其原因，除了受贿案件取证难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把握存在困难，以至在现实中，逐渐形成了惩处受贿犯罪“宁纵勿错”的思想，给了受贿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探讨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受贿罪证据标准，从而加大对受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本文试从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概念、含义，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受贿罪证据标准的现实基点以及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构想四个方面，对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与思考。     

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便利探讨

<正> 一究竟什么是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是刑法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之一。我国刑法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贿赂罪的"决定"和"补充规定"在内,都没有对此作出具体规定。立法之所以对受贿罪的这一构成要件规定如此抽象概括,这主要是我国刑法立法例不同于外国的原因。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受贿罪细分为多种独立罪名。如分为受贿罪,间接受贿罪,公务员受贿罪,法官、仲裁人受贿罪,违背职务受贿罪,不违背职务受贿罪,事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滥施影响受贿罪,索贿罪等。而我国刑法采取的是宁疏勿密的立法原则,往往把多种情况概括为一罪,罪状罪名高度抽象概括。受贿罪就是其中一     

受贿罪的数额标准若干问题探讨

在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中,构成受贿罪的数额标准应当确定多少才妥当,受贿罪的数额标准是否应与贪污罪等同,以及受贿罪的数额标准是否应有立法规定等问题,都是有必要加以明确,也是值得探讨的立法问题。一、受贿罪的数额标准确定问题1979年刑法未对受贿罪的数额标准作出规定,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开始规定受贿罪的数额,其标准为2000元。对此,有学者认为,将受贿罪的数额起点定为2000元,规定太宽,并建议降低受贿罪科刑数额标准。[1]但是,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没有接受此种“降低论”,将受贿罪的数额标…     

受贿罪主体研究

受贿罪主体是受贿罪构成的核心要件,是划分受贿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志,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研究受贿罪的主体构成,对于正确认定受贿罪,把屋“双反”斗争的锋芒、促进廉政建设、服务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我们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正确界定我国刑法受贿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研究

刑法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弥补法律漏洞,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但是,在缺乏程序法与证据法配套措施的情况下,该罪在司法适用中有被异化的风险。刑法理论应结合刑事诉讼和刑事证据理论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解释。刑事证据法应明确受贿罪共同犯罪的证明规格,以准确地界分受贿罪的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受贿罪与邻近犯罪界限辨析

区分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关键是正确界定受贿罪与内外勾结共同实施的贪污罪以及经济往来中的受贿罪与贪污罪的界限。受贿罪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在构成要件上也存在着相似之处,对它们的界限也必须作出科学的划分。     

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受贿罪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许多理论问题存在较大分歧,为了进一步深化受贿罪有关问题的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笔者将从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关于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现行刑法中有关受贿罪主体、受贿罪的客观要件等方面将对受贿罪的有关问题进一步进行探讨。     

商业受贿罪客体与主体研究

商业受贿罪客体与主体研究贺晓清，周世锋商业受贿罪与公务受贿罪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主体和客体方面。科学划定商业受贿罪的主体和客体对于正确定罪量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商业受贿罪客体。商业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当竞...     

中日刑法受贿罪之立法比较

受贿罪是中日两国刑法所打击的重点犯罪之一。两国在严密打击受贿罪的法网、增强打击受贿罪的力度方面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两国在经济、政治、法制等方面的差异,其各自的刑法在受贿罪的罪名设置、犯罪构成、量刑等方面又存在着不同之处。日本刑法的规定较为完善,可以作为我国刑法的有益借鉴。     

略论受贿罪的性质及分类

一、受贿罪的性质什么是受贿罪的性质,目前法学界仍在争论之中。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是一种经济犯罪,主观上是以获取一定经济利益为目的,直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秩序。从立法角度讲,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惩治贪污条例》将受贿罪作为贪污的一种形式。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就包括受贿罪的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是一种渎职罪,行为人侵犯的是国家机关正     

受贿罪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在受贿罪认定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并列关系;“不正当利益”包含非法利益和背职利益,是构成受贿罪的必备条件,对于事后受贿,应以受贿罪论处;犯受贿罪同时触犯其他罪名,应作为加重量刑情节对待。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理论困境及破解

在我国法律语境下,受贿罪的实质是＂权钱交易＂,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和请托人进行财物交换的行为,此处的权力应仅限于国家的公权力,不应扩大到影响力,而且利用公权力的行为人应与公权力的拥有者相统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的受贿罪理论存在冲突,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规定,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位为利用影响力交易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辨析北大核心

受贿罪的手段,即主体通过何种方式、途径实施了受贿行为。在新型受贿罪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未得到立法首肯之前,普通受贿犯罪都是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向当事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故学界关注的受贿罪的手段就是如何理解、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受贿罪构成新探

受贿罪,具有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的双重属性,在当前推行廉政、惩治腐败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更是成为我国刑法的打击重点之一。为此,有必要立足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受贿罪进行重新审视,以便为惩治受贿罪提供理论依据。一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什么?这是关系到对受贿罪性质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重新探讨。我国刑法把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根据传统观     

谈贿赂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

贿赂罪包括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因介绍贿赂发生较少,这里仅就受贿罪和行贿罪证据的审查和运用进行探讨。 一、受贿罪、行贿罪的犯罪构成和证据要求 受贿罪是一种职务犯罪,在证据上有着特殊的要求,首先在主体上,能够证明行为人是法律规定的特殊主体;其次在客观表现上,能够证明行为人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确实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再次在主体与客观表现关系上,能够证明行为人与行为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构成受贿罪的内在、必然的联系。     

受贿罪客体的合理定位

受贿罪客体是该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之一,直接影响其正确定罪与量刑。然而理论界对受贿罪客体的具体内涵观点却不一致,这导致了司法实务中对受贿罪在罪与非罪及此罪与彼罪认定上的混乱,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受贿罪客体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     

论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合并的构想

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合并的必要性。构成要件要素的相似性也为两罪的合并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合并后的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成立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罪,也即取消斡旋受贿罪,由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规制即可。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辨析

受贿罪的手段,即主体通过何种方式、途径实施了受贿行为。在新型受贿罪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未得到立法首肯之前,普通受贿犯罪都是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向当事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故学界关注的受贿罪的手段就是如何理解、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规定行为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     

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索取财物行为构成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非法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非两个相时独立的构成要件,而是统一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这一要件之中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立的要件,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职务行为。由于索取型受贿罪与非法收受型受贿罪在犯罪构成上存在差异性,这使得受贿罪的犯罪形态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司法认定

由于《刑法》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在客观方面的表述不尽相同，也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认定上存在一定争议。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客观方面刑法适用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期待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司法适用更具有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