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资助政策的创新与扩散:面向中国省份的事件史分析

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政策创新?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政府会采纳相同的政策?论文从内部决定和外部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资源、换届选举、面临问题的严峻性以及外部影响机制对专利资助政策扩散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政府的实证分析发现,除了以换届为标志的政治周期对专利资助政策的扩散影响不显著外,无论是科技创新资源拥有量还是面临问题的严重性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专利资助政策在省份之间的扩散。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决策事件(加入WTO和颁布《专利法》)会对专利资助政策的扩散产生冲击,而邻近效应和全国扩散模式表现并不明显。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我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扩散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丰富和拓展西方经典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也有重要理论启示。     

专栏导语

<正>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试点、试验被认为是解释中国改革发展奇迹的重要制度基础。同时,政策创新扩散研究得到了国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当代政策科学理论极具潜力的增长点。加强对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规律的科学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运行机     

"众创"试验:理解中国政策创新的新视角——基于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演化的案例研究

试验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实用主义特征的政策创新策略,能够结合实践需要表现为不同样态.当前,关于政策试验的研究大都默认以"试点-推广"框架作为前提和基础,而忽视了试验的多样性特征.研究基于对国家治理实践的观察和对既有框架解释局限性的反思,在经典的"试点-推广"模式之外,提出了一种新的竞争性解释框架,即"众创"试验.这种试验模式主要用于应对那些具有复杂程度高、时间压力大、地方情境差异明显等特征的政策创新议题,并且遵循一条截然不同的试验路径.论文以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为例,借助实地调研资料和相关公开数据,剖析了"众创"试验的实际过程.研究发现,"众创"试验下的政策创新过程具有开放式探索、累进式创新、差异化选择的特征,并且在目标取向、中央角色、知识生产、创新扩散、发展路径方面呈现出与传统"试点-推广"试验不同的深层逻辑."众创"试验框架为理解我国政策创新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推动政策试验领域的知识增长.     

央地间官员流动、信息优势与政策试点——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

【问题】政策试点被认为是解释中国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并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已有政策试点理论主要基于经济增长实践提出,然而对于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尚缺乏充分解释。在复杂的央地关系格局下,哪些因素影响了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中央政府为什么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方法】论文以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通过对试点选择过程追踪及关键节点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识别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因素及影响机制。【发现】论文发现,央地间官员流动形成的央地网络是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央地网络形成的信息优势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的重要机制,并为地方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带来激励。【结论】本研究基于非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探讨政策试点理论,回应了央地关系及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实证了网络关系对于政策试点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了信息优势机制,为推动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的"中国经验"。     

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中国城市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实证分析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引入公共自行车计划,但是对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却鲜有研究。论文从政府创新和政策扩散的理论视角,提出公共自行车计划的扩散受到城市自身公众压力、公共交通需求、政府意愿与能力、外部利益相关者等四组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上述四组变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自行车计划在城市之间的扩散。无论是城市自身的特征和属性(如旅游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人均道路面积、行政级别等),还是城市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压力(如府际学习与竞争、下级政府促动和舆论宣传等),都对城市采用公共自行车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论文还探讨了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启示,并指出了未来值得研究的议题。     

邓小平的政策创新思想

邓小平关于政策创新的一系列论述是其政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什么叫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是政策创新的理论基础;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是政策创新的逻辑前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是政策创新的现实要求;"三个有利于"的新标准是政策创新的价值取向.邓小平政策创新的实现途径包括:(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政策创新的前提条件;(2)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政策创新的基本原则;(3)大胆地闯、及时总结是政策创新的关键所在;(4)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是政策创新的重要措施.     

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道的研究

政策试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模式。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现有文献中较少关于政策试点的全景式的研究。论文搜集了1992—2003年间《人民日报》所有关于地方政府"试点"的报道进行编码,分析试点的政策领域、发起方、实施方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研究发现,中国的政策试点明显受到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的影响:中央的政策偏好对于政策试点的方向影响较大;上级政府更有可能成为政策试点的发起者且能够在特定的政策领域推行政策试点。     

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以城市网格化管理为例

论文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制度压力及其他地方政府本身特征因素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扩散影响的模型。通过对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的事件史分析,分别揭示强制压力、同行压力和其他政府自身特征因素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扩散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制度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强制压力和同行压力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正相关,而城市辖区面积的大小和城市行政层级的高低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负相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正相关。上述研究发现对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扩散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可为我国培育和推广卓越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跨体制流动与政策创新:制度环境约束下政策企业家的身份选择——以西南省公益金融创新为例

政策企业家如何通过主动的身份选择来应对制度环境障碍,进而推动政策创新?论文通过考察西南省政策企业家方先生推动公益银行的实践发现,当政策企业家的身份从体制内转变为体制外时,其面临的环境约束会显著改变,体制外的社会组织通过改变权力结构、激励机制和社会网络性质为政策企业家释放更多的行动空间,进而提高其推动政策创新的能力。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制度环境对政策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更揭示出在中国语境下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创新的一种选择策略。     

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公私合作政策的扩散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对于地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公私合作模式被广泛认为是能够解决城市基础建设资金短缺、管理效率低下的有效措施。论文运用1992—2008年中国地级市基础设施项目数据对公私合作政策在中国城市间的扩散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对比了内生因素模型、制度因素模型和竞争模型对地方政府采取公私合作模式几率的影响;同时还进一步讨论了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在不同扩散阶段的相对作用,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和政治联系对不同模型效果的调节作用。论文的结论对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政策扩散的独特机制有一定的贡献。     

国家战略嵌入地方发展:对竞争型府际合作的解释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带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但过去,中央和地方调控关系放松后,地方政府间缺乏体制性的规则约束,竞争的客观存在使得自主协同与合作常流于形式。论文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层级的提升,在央地互动过程和中央政府介入程度二维框架下,形成了"国家战略嵌入"的府际合作新模式;特征表现为,地方政府通过自主试验推进政策创新,中央政府介入后推动地方改革走向规划整合。国家战略对地方发展的政治嵌入,使得府际合作需考虑战略规划带来的要素作用,以及"嵌入"后形成的府际关系转变:(1)在理论要素上,形成了依托行政权威、制度规则和法律规范的强制约束,同时兼顾平台搭建、利益协调与政策激励的宏观引导;(2)"嵌入"是地方自主探索与顶层设计互动作用的关系样态;(3)地方合作经历了"地方发展的自主竞争-地方政策的先行先试-国家战略的高位推动-国家方案的稳步出台"四个状态,体现了国家战略嵌入对府际合作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论文的理论价值在于提出了"国家战略嵌入"的府际合作模式,剖析了竞争型地方发展转向合作的影响要素和演进过程。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 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八二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这不仅是建设一个各得其所的自由社会的要求,还是由"差序格局"政治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反定型化作为特定时期的宪法策略所共同决定的。     

我国公共政策失灵问题研究综述

政策失灵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我国学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失灵的内涵、类型、成因、对策等,不断加深对政策失灵问题的认识。但目前政策失灵研究还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理论创新不足、视角较为狭窄、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深化政策失灵研究,需要在学理上对其内涵进行清晰界定,构建政策失灵的分析模型;将政策失灵与政策过程相结合,将思辨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分析政策失灵的具体表现、内在机理、应对思路,增强政策失灵分析的中国特色和理论创新。     

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启示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实际上已经从宏观上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对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与创新。本文指出研究新经济政策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了吗?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问题】2010年实施的挂牌督办制度作为一种安全生产治理机制,能否切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加以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2000—2018年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挂牌督办对于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政策效应,并从官员异质性的角度对政策效应的差异进行考察,以及检验政策效应是否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发现】研究发现:(1)挂牌督办显著降低了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这一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2)官员推动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存在个体差异,且党委领导推动政策施行的效果要高于行政领导。(3)相较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非珠三角地区,政策效果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珠三角地区表现得更加强劲,突破了“边际效应递减”的制约。【贡献】本文对挂牌督办改善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效应进行了探索,表明政策效应是存在的,但有其边界条件。精细化的政策实施应因地制宜、整体推进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改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法律与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

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法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法制化,是中国民族法学体系的理论基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自己的基本经验。民族自治立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法律与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权力配置大于一般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配置。     

论西方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的包容性

近十几年来,西方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后,在研究方法上融合或缓解了"结构与行动"、"定性与定量"、"描述、解释与规范"、"多学科整合"等传统社会科学上的分歧和难题;在理论研究上与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治理理论和游戏生态学理论等社会理论的结合上也显示出很好的包容性。同时,基于政策网络的形成条件,第三代政策网络研究也能包容中国的公共政策经验。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和政策现象复杂性的差异,中国政策网络研究面临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以此为基础的探讨,对于中国政策网络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及其功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背景下提出的指导性刑事政策,该政策的正确定位对刑法理论与实务操作意义重大。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主体、历史继承、具体语境、应有内涵等方面都说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本的刑事政策,而非具体的刑事司法(审判)政策。"基本刑事政策"的定位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反思与结构性调整、刑事一体化方向的整体性变革、行刑方式的创新、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都将发挥有益功效。无论是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都将获得积极性功能,只有照此运行,才能真正契合该刑事政策提出的本意。     

地方政府创新中政策企业家知识创造的一个分析模型——以K市公益基金招投标改革为例

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府创新中,有无知识创造活动?若有,过程是怎样的?这是政府创新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论文以知识生产理论为视角,以K市公益基金招投标改革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是:政策企业家将其新想法转化为创新方案的认知活动中,运用了其专门知识,创新方案设计活动是新想法、组织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的结合;知识创造本质是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间相互作用而转换;知识创造方式包括原理化、操作化、合法化、边界化等;生产过程最后产出了因果知识、工具知识、流程知识、目标知识、预测知识、协调知识等。基于创造方式,论文将政策企业家的知识创造模型命名为ROLD。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尝试从知识创造视角去揭示政府创新微观活动的“黑箱”。     

理论创新是法学的第一要务——十六大与法学理论创新

十六大所树立的理论创新的榜样、所倡导的理论创新精神、所确立的科学发展方针 ,将对中国法学理论创新产生巨大的政治推动作用。十六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党和国家的建设各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和创新精神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命题 ,将对中国法学理论创新产生强大的理论推动作用。当代中国法学必须自觉地以理论创新为第一要务 ,推动法学理论研究在新世纪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