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兼论德治是法治的现实基础和重要补充

文章论述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认为道德对法律具有奠基和补充作用 ,法律离不开对道德的原初依赖。从人治到法治的发展体现着历史进步的必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必须否定人治 ,必须实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 ,切实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古今中外，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浅论依法治国与道德的关系及其协调发展

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代到现代,法律和道德密不可分。依法治国与先进文化中的社会主义道德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条件和基础,社会主义道德应围绕着依法治国的先进治理国家方略,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努力加强行政道德建设,适应依法治国要求。依法治国作为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应以法治方式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使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道德协调发展。     

论法治的超法律原理——兼论江泽民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法治作为有价值有目的的观念,关注着超越于法律之上的道德价值。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法治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体现在对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和安全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中。江泽民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超越了我国传统“法治”和“德治”的治国理念,深刻揭示出我国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     

略论道德建设对依法治国的基础作用

从法律规范的来源、合理性的依据、实施和弥补不足等几个方面集中论述了道德对法治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法制建设离不开道德建设,加强道德建设是实行法治的必然要求.     

论道德建设对法治建设的作用

法治理想社会的实现 ,与道德的积极支持和同步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与立法形成、法律渊源、促进法律实施等都有着深刻的联系 ,并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道德还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因此 ,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必须大力开展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教育 ,用社会主义道德意识规范人们的行为。     

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如何认识和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一直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学术界对此也颇有争论。本文在对“法律道德同一论”、“法律万能论”、“道德至上论”、“道德法律均衡论”等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律道德论”，相信会对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有促进作用。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道路的理论溯源——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为主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阐述了深刻的法学原理、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凸显出我国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作出论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了理论铺垫。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论述、科学发展观关于法治与道德协调发展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走向良法善治的重要体现。     

从一起交通违法案例看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法治主义发展的产物,在现代行政法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在保障行政机关顺利地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结果有时会与人们心目中的“正义”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有些人对法律产生怀疑,甚至指责行政机关思想僵化、不灵活。本文从一起交通违法案件所引发的争议谈起,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依法行政中的“法”、法与道德关系、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关系、行政机关的权力与义务。力求从理性的角度认识行政法。     

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维度看法治与德治

作为社会的两种基本规范，法律与道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剐，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法治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也不能替代道德的重要作用。“善法之治”要求法律应该具有道德性，但并不意味着道德成为治国的直接依据，法治才是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