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的类型化比较适用

裁判要旨具有归纳、总结裁判规则的价值,是指导性案例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具有说服力的依托,展示了法官处理案件过程中衍生的裁判规则,因此示范了案件的指导性意义.裁判要旨是否存在,决定着指导性案例是否具有指导性.审判实践中,法官通过参照,并类型化比较适用指导性案例及其裁判要旨,向指导性案例学习裁判规则、裁判方法、司法理念、说理论证,达到同案同判.     

法治语境中的判决正当性分析

司法判决既是一项技术性作业,也是一个多元价值整合过程。在法治社会中,判断个案判决之正当性的首要标准,是判决依据的合法性。唯有凭借基于内部视角的合法性标准,才能实现法律对司法过程和当事人的拘束、对公众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引导。但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必须结合基于外部视角的合理性标准,才能得出正确的判决。由于合理性标准关连着主观性和语境性,因此基于合理性标准的疑案判决,必须接受客观性标准和融贯性标准的拘束和检验。裁判依据的合法性、合理性、客观性和融贯性,是衡量判决正当性的四个规定性要素。     

司法独立与法官个人独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法治问题作为全会主题,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法律职业化问题、司法权威的树立等问题又成为热议的焦点.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基础,司法不独立从法院到法官在各方面的干预下进行的裁判难以保证其公正.司法的价值取向在于中立的依法进行判断,并作出公正裁判.司法的去行政化、如何排除相关机关的干预、司法应如何面对媒体公众的监督及质疑,这些都是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所重点关注的问题.法官是在审判过程中进行裁判的主体,法官个人独立对于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法官独立进行法律推理、独立进行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的基础,是维护司法公正的精髓.     

论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及其规制

司法裁判是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司法裁判应积极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达到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衡平。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需要证成,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是司法裁判的理性路径,其中司法裁判的有效性证成标准是核心。法官自由裁量权要给予一定规则,对于裁判的正当性而言,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则更显重要。裁判评价标准在形式证成和实质证成的基础上,还应与社会价值衡量相结合,保证结论的可接受性,以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公信力。     

论司法程序性裁判

司法过程是形成案件事实、发现并适用法律、处理各种程序性问题的过程,司法裁判相应地包括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后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司法程序性裁判机制的缺失是当前程序性违法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司法改革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中国司法改革推进路径在于通过规范司法程序性裁判消除司法程序性违法现象,重塑司法形象.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调整司法程序性裁判的价值定位;必须重新把握公开审判原则,增加司法程序性裁判的透明度;必须根据程序主体性原则,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必须重新梳理司法程序性裁判的对象,建立有效的程序权利救济机制.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法律推理规则与价值判断依据的基础性构建

“同案不同判”的出现反映出了当前司法改革工作当中司法实务人员法律思维模式僵化、裁判文书欠缺说理性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法律推理规则和法官价值判断依据的应用混乱、基础性构建不完善所致.为推动司法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正视法律说理不完善、逻辑规则应用混乱,通过制度约束达成价值判断依据与道德衡量的再平衡.     

从正当到合法：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群众感觉

司法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其独立具有相对性，同时，司法过程也非完全封闭，具有开放性。在此语境下，群众感觉由于其自身的合理性使得其作为司法裁判依据有了正当性基础并且符合现实需求。关键在于如何转化，使其披上“合法性”外衣。基于现代司法的基本要求，通过立法和司法实现程序性转化是两种可能的选择。     

刑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兼论利益衡量在正当防卫案件中的运用

利益衡量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其特色在于不是从法律条文中直接得出结论，而是实质判断先行，在实质判断的基础上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条文。在注重裁判结果的社会影响与民众反应方面，利益衡量论与当前我国的司法政策存在某种暗合之处。在司法裁判中灵活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对于贯彻落实司法政策精神、为裁判结论谋求社会认同，无疑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

死刑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也相对复杂。非刑法规范因素对于法律裁判来讲既是一个参考依据,亦可归为一种法源形式,对于死刑案件的裁判通过其中的社会结构价值和案件本身的法律结构进行综合化的考量和推理,以确定思想裁判的范围。刑事政策、受害方态度及民意等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刑事法治要求对于死刑的裁判并不能赋予非刑法规范因素以独立的功能,裁判的价值是否能够体现还需要以刑法规范作为参照。而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又需要借助制度上的约束,才能确保对死刑案件加强司法控制的同时又确保死刑裁判的科学合理性,以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和谐发展。     

反思智能化裁判的可能及限度

人工智能为司法审判方式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智慧法院的探索、互联网法院的建立让司法变得更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也开始运用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技术，来统一法律在类案裁判中的标准和尺度。然而，在变幻万千的智能化时代，司法权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它仍然是一种在开放性的场域中依赖人类理性进行价值争辩和推论的活动。智能化司法采取的“简化裁判过程”和“消解价值判断”的双重策略均与司法的一般性质相悖。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只能发挥一种有限的辅助性角色，过度夸大甚至将其神化在现实中行不通。大数据预测在简单案件中或许能够实现同案同判的目标，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同案同判仍然要依赖人类自己的理性判断。因此，在智能化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中，应理性地审视人工智能的内在局限，防止司法裁判异化为仅仅以数据和符号为演算逻辑的机械司法。     

“解释问题”解决模式探析

“解释问题”是司法裁判中经常遇到的一类疑难案件,即对同一个规则所作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解释如果进行选择？这显然不能通过单纯的演绎涵摄方法来解决,也不能任由法官的主观判断。它需要一种理性的解决模式作为框架,本文主要通过衡量法则和功利主义,使法官在这一框架内论证其解释理由的合理性,从而作出理性地解决“解释问题”。     

裁判文书多元价值探析

裁判文书虽然在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但其作为应用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裁判文书的价值分析更是鲜有涉及,这不仅影响了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在反制着司法活动和诉讼法的立法完善。裁判文书的价值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与裁判文书的属性有关,也决定着裁判文书的价值分析与研究需要一个较为宽广的视角。从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等方面分析裁判文书的丰富价值内涵,有助于厘清裁判文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有助于重新审视裁判文书在诉讼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诉讼法立法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保障性住房借名买房合同纠纷司法规制的法律适用分析

政策性保障房旨在对私法自治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对特定主体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势必会在法律与政策运用价值判断为导向过程中产生融合和冲突。笔者将从法律条文出发,结合相关案例,从法教义学角度,分析保障性住房借名买卖合同纠纷的司法规制。借政策运用中的价值判断与法律的冲突如何调和的角度进行论述。即: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纠纷的处理规则倾向于确认房屋为被借名人所有,借名人之损失依债权主张。但依此处理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使侵害人得到不法利益,使借名合同屡禁不止。笔者通过特定案件对双方当事人可能的请求权基础、法条和政策性背后的价值导向作分析,得出应在行政机关收缴和处罚完成后,借名人和被借名人才能主张对所争系房屋的所有权,于此时,司法机关才能更合法合理的做出本案中的裁判:将房屋归于被借名人,同时根据双方过错赔偿相关费用,根据公平原则负担和补偿相关费用。这样才能使双方的不当利益期待值降低,避免双方当事人为追求此不当利益牺牲公共利益、损害国家权益。同时在此类司法裁判愈渐成熟时,进行类型化建构可行性探讨,提升法律位阶,定纷止争、节约司法资源,做到同样事件同一裁判的原则。用以提高其所研拟法律之时效性及合目的性,从而顺利达成其所要达成之政策目标。     

案例指导制度与社会管理创新一以人民法院积极参与为视角

因成文法的滞后性、抽象性、原则性等问题，当前司法裁判中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有可能加剧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仰危机，而指导性案例能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提高法官的法律适用能力，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其最根本的要求是要服务于社会大众，法律仅仅是社会主体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司法工作必须要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民众的需求是法院不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亦应当体现司法的大众化特征。     

走向不确定法律状态下的司法裁判——论疑难案件裁判的经验与方法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法官的一个司法难题,也是法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关于疑难案件的界定、成因和裁判方法,中国学界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两部分内容:其一,裁判疑难案件的司法知识论基础,试图揭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可能表现出的司法哲学与知识论,并破解"法官是说谎者"这一吊诡性的命题;其二,以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为视角,探讨裁判疑难案件的一般方法论。通过上述研究最后得出,法官不得拒绝而只能面对疑难案件,他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用以裁判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而依据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双重变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疑难案件。     

市场经济：司法权威生成的土壤与空间

自然经济不能产生至上的司法权威 ,独立、终局性的司法权威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内涵的平权关系及其秩序图式对司法权威提出了制度化要求 ,为司法权威生成提供了具有平等法律地位和维权意识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从而为司法权威确立了程序平等、裁判中立和裁判终局等价值和制度要素。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与司法裁判:背离困境与契合构想

自《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裁判依据得以统一,裁判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认定医疗行为的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意见往往会左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裁判结果,但司法鉴定无论如何只是司法裁判过程中一个可能的环节,即司法鉴定始终"依附"于司法裁判而不是相反。现有立法缺少医疗损害鉴定的程序性规定,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司法鉴定与司法裁判在实务中的背离现象比较严重,因此,需要探讨司法鉴定与司法裁判的契合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司法鉴定意见在解决医疗纠纷时的证据价值。     

试论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及其制度基础——兼及大陆法系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

大陆法系以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具有坚实的历史、文化以及制度基础,研究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运作逻辑十分必要。但是,从预定前提即制定法出发、非扩充性论证的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并不能为实现司法公正、实现法治社会提供实质性帮助,因为法官常常要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进行裁判,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也不能完全排除个性化、主观性因素对法官判断活动的影响。因此,加强司法程序制度建设,使当事人、社会通过适当的途径参与司法裁判活动以控制法官的裁量权、通过司法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对司法裁判进行正当化论证就成为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数据爬取行为的裁判路径与完善

当代数据要素的高价值性使得数据爬取行为逐渐普遍。公开商业数据的非独占性、平台数据权属的复杂性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条款规定的模糊性,都使得司法实践中对数据爬取案件的裁判具有一定的困难,不少司法裁判权益侵权的裁判逻辑更与市场竞争中性原则相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规范一般性条款中商业道德的认定标准、明确数据爬取行为的性质及正当性的评判基准、优化侵权认定裁判思路与规制范式等方式,能够更好地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爬取纠纷案的适用效率,提升裁判的准确性,维护好数据要素的市场竞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