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

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已进入实质性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国东盟关系的现状分析，并对2002年启动CAFTA建设前后的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的回顾，得出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利弊。     

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南海因素

南海问题是中国—东盟关系中最重要的安全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依赖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南海局势基本保持平稳,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安全环境。但是,从2009年开始,南海问题迅速升温,中国与东盟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安全领域,双边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引发这种变化的因素之一是东盟     

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前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转型和国际秩序重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人文三大领域合作硕果累累,并已成为彼此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同时,美国联合亚太盟友加大对华遏制,对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造成影响,使得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面临新的挑战.为此,中国可从国际制度创新切入,处理好与东盟和域外大国关系,着力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合作

201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成为"10+1"合作的典范,引领着东亚合作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日益紧密的时代,中国—东盟合作不仅具有地区意义,而且具有全球示范效应。10年的中国—东盟合作,是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亮点,值得好好总结,同时更应务实谋划未来发展的方向,使中国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为中华民族的两个百年梦想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冷战后中、日与东盟的关系

在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紧密交流与合作,而日本—东盟政治关系则缺乏前进的动力。早在1977年,日本就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并通过工业、科技、文化、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各种合作项目,开始与东盟建构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机制。     

“共同的需要、共同的未来”

不久前在中国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是由中国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共同确定的两项双边活动。在有关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博览会和峰会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工商界增进相互了解、扩大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峰会以“共同的需要、共同的未来”为主题,充分反映了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双方工商界加强全面合作的共同要求,必将对双方扩展合作范围、提升合作水平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全面发展,给彼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成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强大动力。     

内部事务不干涉原则的再认识与东盟的未来

内部事务不干涉 (Principleofnon -interferenceininternalaffairs)是东盟政治合作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全球化、地区化的不断发展 ,特别 2 0 0 3年东盟发表了关于缅甸问题的外长声明 ,东盟内部就是否应该重新认识内部事务不干涉原则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实践中也有所突破 ,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本文试从这个基本原则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代表性事件入手 ,来考察东盟内部对这一原则的理解的变化 ,并对这一原则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东盟发展将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中的重大意义

2006年10月30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在广西南宁举行.15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经历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现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双方政治互信明显加强,经贸合作成效显著,自由贸易区建设稳步推进,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     

安倍政权强化对东盟外交的台前幕后

<正>2012年12月,日本自民党时隔三年零三个月重夺执政权。二次领衔组阁的安倍晋三自执政起不到一年时间遍访东盟十国,创造了日本首相地区出访的纪录。在东亚峰会、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日本—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以及高级阁僚会议等场合,安倍与其内阁多位重量级大臣频繁亮相,推销其"积极和平主义"主张,并以"金元外交"开道,全力拉近与东盟关系。安倍政权配合     

论日本与东盟的相互认知及双边关系的演进

本文在回顾战后日本-东盟关系演进的基础上。描述了两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时较为密切的全方位关系，到冷战结束以来平衡性与互动性更为突出的关系样式，分析了日本-东盟关系式样形成的内外原因，并对日本和东盟相互战略认知进行了探究。文章认为，在东亚国际格局变动的新时期里，日本-东盟关系将在前者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石”以及后者以“大国平衡战略”为标杆的基础上，日本将继续寻求美国与亚洲之间的政策平衡点，而东盟则在继续强化自身建设的同时，依然会将中、美、日为核心的世界大国和国际组织纳入并塑造为该地区的基本平衡力量。从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的不断壮大，并奉行灵活进取的地区多边主义，中国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日本与东盟国家颇为紧密的传统关系、尤其经济关系方面相应会面临三大效应的影响，将朝着平衡性、互动性、竞争性相对更为显著的发展方向演进。     

中国—东盟合作与亚太区域秩序的构建

当前,亚太地区出现了由中美日及东盟四大力量占主导的新的多极化格局。在影响亚太地区秩序构建的四种力量中,东盟这一极可能是最弱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东盟倒向哪一边,都会使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发生倾斜,并导致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力量对比重新调整。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是构建亚太区域秩序的关键和重要保证。当前,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方都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和机遇。     

中国—东盟深化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探析

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既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在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也面临东盟内部发展参差不齐、地缘政治形势复杂、生态环境问题凸显、高端产业不足等诸多挑战。鉴此，中国与东盟应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的契机，在海洋贸易、海洋产业投入、海洋开发规则制定、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化合作，助推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     

台湾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分析

在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达成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共识，并于2002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台湾当局声称这是大陆对台“经济战”的开始，并将加入自由贸易区作为其当前首要工作之一。本文从台湾谋求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人手，对各方面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其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区域秩序重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至今已历时十年，在双边、多边以及整体实践层面上取得了诸多进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既是区域秩序重塑的现实产物，也反向推动着区域秩序重塑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区域秩序重塑背景下，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持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东盟中心地位赋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问题，推动中国和东盟所提倡议实现更加紧密的对接。     

中国—东盟安全治理:模式、困境与出路

中国与东盟在安全互动进程中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安全治理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层面国家中心性强,二是治理机制层面制度化程度弱。当前由于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阻碍因素以及治理体系自身的缺陷,安全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面临着双重困境:治理主体间利益的冲突和互信的缺失,导致了安全治理的行动困境;治理体系的低制度化,导致了安全治理的效能困境。南海安全治理便是这种双重治理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今后的中国—东盟安全治理实践中,化解治理行动困境的出路在于通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现治理主体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化解治理效能困境的出路在于通过地区安全架构的建设,提升制度化程度,实现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     

中国和东盟互联互通的意义、成就及前景——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深化中国与东盟关系、推进双方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中国和东南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双方未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搭建起更加便捷的桥梁。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主要阐述中国与东南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意义，介绍中国与东南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取得的成就，探讨今后的发展前景。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     

东南亚地区主义与决策参与的局限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开启了积极的改革议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将公民社会组织纳入决策,这标志着东盟早期封闭式地区治理方式的转变。本文着重研究东南亚地区的决策发展及其政治影响。首先,本文回顾了亚洲金融危机、此后的东盟合法性危机以及改革议程;其次,本文就本地区寻求参与地区决策的团体做了描述;第三,本文分析了东盟纳入公民社会组织的局限,指出尽管东盟宣扬"以人为本",然而,事实上,东盟拉拢与其改革议程一致的团体,排挤不一致的团体。     

公共卫生合作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不断升级的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形成重大挑战,灾难面前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公共卫生合作的指导思想,公共卫生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与东盟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展公共卫生合作,强化"命运与共"意识,可以推动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此次共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合作,反映显示出中国与东盟双方在公共卫生合作中存在着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资金匮乏、合作意识不强、互信不足等问题。但共克时艰的信念强化了双方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意识,有利于在共同抗疫中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与东盟双方应从加强政治互信、培育区域公共产品、建立公共卫生合作机制等方面出发,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推动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年8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正>一、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吉隆坡开幕东亚合作与南海问题引关注8月4—7日,第48届东盟外长会及系列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东亚峰会(EAS)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自冷战结束以来,东盟积极推动与域内外大国友好合作关系,并建立功能各异的机制化互动合作平台。这些机制在推动东亚务实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区域大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