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刑事侦查制度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在法律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反映着两国在刑事侦查制度、刑事侦查主体、刑事侦查权配置、刑事强制措施以及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很大差别。相比较而言,美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以保障个人权利的刑事调查和程序正义;而我国在借鉴与吸收某些西方的诉论理念与制度的过程中,不应忽视中西方在法律文化上存在的差异。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中的国际合作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由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腐败犯罪的国际化特征、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义务履行的必须性以及反腐败刑事法治全球化的需要所决定,中国必须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我国尚存在刑事法制基础薄弱、前提性法律制度缺失、人权保障明显不足以及国际合作面临重重困难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应该改进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指导思想和立法技术,做好反腐败刑事法治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衔接,健全反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度,重视反腐败刑事法治的人权保障功能,强化检察机关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堵住刑法中惩治腐败的漏洞——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急需在法律上予以支持.然而我国不管是在法律的制度建设上,还是在严密法网上都存在着不尽完善的地方.本文拟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说起,提议尽快建立完善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     

健全和完善防腐反贪的法律体系

以法治腐是国内外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重视法制建设和反腐败立法,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建立了一套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体系。党中央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反腐败新思路,反腐败实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已经成为我们党反腐败的一条重要方针。《实施纲要》和《规划》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惩防结合的反腐败战略,更注重制度建设,强调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体系。西方各国的反贪腐犯罪立法,注重事前预防和综合治理两个方面。在我国反贪腐立法过程中,借鉴域外反腐败立法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     

中英侦查制度比较研究——从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人事制度角度浅析

中英两国作为世界东西方两大主要的国家在国际刑事侦查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然而两个国家在侦查组织制度、程序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两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历史以及民族习惯等因素造成的。对中英两国的侦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借鉴英国的先进经验,为我国侦查事业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反腐法律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存在反腐国家法律和反腐党纪党规的互相冲突,缺少一部统一的反腐败专门法,有关反腐败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完备,影响到反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国家反腐败法和若干关键性反腐败单行法规与配套法规,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罪名体系,加强反腐败立法协调,以满足依法反腐的现实需求,实现与国际反腐法律接轨,夯实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厚实法制基础。     

创新和完善拒腐防变的法律监督机制

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要求拒腐防变工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在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进程中开展反腐败斗争,应该把体制创新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法律监督机制能够在反腐斗争中发挥显著的功能,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当前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针对这些缺陷和不足,在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当前主要应该从两个环节来创新和完善我国拒腐防变的法律监督机制。     

暂缓起诉制度之比较与评析

暂缓起诉作为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得以建立。比较德、日、美三国暂缓起诉制度,发现三国在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考验期、本国国民对这一制度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暂缓起诉的监督和制约四个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造成这些差异是因为三国的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存在较大区别。我国目前的司法形势与日德两国暂缓起诉制度得以实行的司法形势有相似之处,因而我国应当在考虑自身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暂缓起诉制度,扩大检察机关裁量不起诉的适用范围。     

中澳流域规划法律性质及其利益预分配功能之比较分析

通过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最新流域规划立法和执行情况的考察，尤其是在两国流域规划的法律性质、利益协商和公众参与层面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中、澳两国的流域规划制度方面存在着相似与不同。在流域规划的法律性质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发现流域规划是一种类似行政立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因而可以进行利益预分配。由此，提出我国应当加强流域规划的利益预先分配功能，增加流域利益相关人的协商和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以部分替代和应对复杂的流域管理体制所带来的问题。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惩治和打击腐败犯罪尤为迫切。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是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的最佳制度是国家刑事政策。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存在层级不清、体系混乱、衔接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腐败犯罪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反腐败刑事政策内涵,重新构建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转变反腐败方式,尝试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模式。     

浅析韩国婚姻家事法律发展动向

韩国婚姻家事法律制度体现出独有的特色,韩国制定了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设立了“家事法庭”或“家事法院”等专门机构。其婚姻管理模式方面与我国存在诸多不同,为重新审视我国的婚姻家事法律制度提供了诸多可以借鉴之处。     

关于韩国政府反腐败历程及问题的几点思考

腐败作为一种世界性的问题 ,在韩国同样值得关注。鉴于对社会和公众的严重危害 ,韩国政府一直在努力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政策和行动 ,但仍存在相当的问题。韩国的反腐败的策略 ,是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 ,充分发挥了政府反腐败的作用 ,并将反腐败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检察机关的关系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组成的反腐败体系，然而在这一体系中存在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联合办案、各自职责分工不明确、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等等问题。本文依据我国现在的法律制度，结合我国当下反腐败体系中纪检监察机关同检察机关的关系，对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认为应当明确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职责的区分，避免联合办案模式，保障检察机关独立办案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建议。     

当代我国反腐败宏观战略的转变与发展

对腐败控制战略的设计和选择与一个时代政治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建党前后直至今天,我国的反腐败宏观战略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化与发展,由以惩治为主导逐渐演变到群众运动的反腐败方针,经过反思,继而走向法制惩腐,惩治为主的反腐败策略,最终确立了标本兼治,打防并举的反腐败战略。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视阈下的民主反腐

民主反腐是现代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形式。民主政治是腐败的"天敌",其主权在民、完善的民主监督、透明的程序以及健全的法制都发挥着制约与监督公共权力的产生、运行而发挥反腐的功能。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党的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以及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规律决定了民主反腐的进路。加快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推进民主反腐,必须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实现形式,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作为基本路径,以依法治国作为根本保证。     

影响我国反腐工作的传统文化因素探析

我国当前的反腐工作除了应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之外，还要深刻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权大于法的人治传统、官本位思想、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臣民观念、宗法人伦思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消极的意识形态是我国当下反腐工作需要着重克服的文化因素。唯有如此，才能在破与立并举的基础上使廉政文化与制度建设协同发展以逐步实现反腐目标。     

商业贿赂犯罪范畴的源流及立法定位

商业贿赂行为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颗毒瘤,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并已成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商业贿赂犯罪为视角探究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重新建构的重心在于对我国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重新梳理后的重构上.因此,有必要对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寻根溯源式的探究与挖掘,力图呈现一幅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达重构我国反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终极目标,实现刑事法治.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地位与作用的反思——一种刑事政策学意义上的观察

在我国反腐制度体系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由刑法规定的、相对于其他反腐罪名处于附属、补漏性地位的一项制度安排。其具体政策作用在于防止放纵一定犯罪（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贪腐行为）,解决一些关联犯罪可能的证明难题,防止案件拖延。作用有限已难以满足目前反腐斗争需求,在实务中还产生不少负面影响。财产申报制度的创设能够使该罪获得相对独立地位,充分释放其反腐能力,并消除其负面影响。在我国财产申报制度注定出台的情况下,应考虑重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其替代性罪名（包括其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