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宪法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齐玉苓案"批复"发布时引起了学者们对宪法的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实践的广泛讨论,特别是"宪法司法化"的讨论,而如今"批复"的废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对"宪法司法化"前途的信心,但是,关于宪法的法律适用的讨论还是甚嚣尘上,尤其在行政诉讼领域,有些学者认为凭借着宪法与行政法的密切关系,宪法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可以为我国的违宪审查开辟一条道路。笔者对此问题也跃跃欲试,尝试从对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部门的活动的考察,主张宪法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不能成为审判依据,但是也不是无所作为,除了可以成为援引性规范,加强判决论证的说服力之外,也可以成为启动对法律合宪性审查的"源头"!     

司法环节:情理在传统司法中的作用分析

情理在中国传统司法中是在多方面被运用的,它的运用主要表现在司法裁决中运用情理,运用情理获得案件真相,运用情理息讼止争,司法执行中运用情理等四个方面。基于裁决情理化体现了对社会价值的尊重,取证情理化体现了司法智慧与司法艺术,情理息讼体现了对司法目标的最终追求,司法执行情理化体现了惩罚与教化相结合等四个方面的原因,"情理司法"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特定的合理性。     

论我国探望权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新《婚姻法》第38条明文规定了探望权法律制度。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步。但是,在探望权的设计上仍有缺陷,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困惑。本文在对探望权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探望权法律制度的建议,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以“医生受贿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文章分析了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性质,认为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必须摆脱情理、民愤对司法的影响,正确对待法律的滞后性,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     

作为一种民间资源的情理——其进入当代中国司法的途径与技术

情理作为一种有惯性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司法中不可忽视.如何将情理的价值功用引入司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将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从情理进人司法的基本途径--司法调解和裁判人手,采取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情理进入司法实践的基本途径.第二部分将从事实认定、司法解释、司法推理切入,研究情理进入当代中国司法的具体技术.结语主要分析情理进入司法的限度.     

船舶优先权法律适用规则之比较研究

国际社会有关船舶优先权的法律适用规则主要有适用法院地法、适用船旗国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等几种立法司法实践。本文对这几种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了理论评析,建议中国《海商法》做出相应的修改。     

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对基本法进行司法解释;二是直接适用基本法作为裁判依据;三是依据基本法解决法律规范的冲突。基本法的司法适用具有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性质,在形式上具有附带性基本法审查特点,需要在法律上规制其带来的风险,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特区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机制。     

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劳动法的域外效力问题是研究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前提。对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存在着许多争论。本文在分析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践提出我国立法应采取的法律适用规则。     

法律适用背离立法目的再反思

法律适用往往无法实现立法目的,需要检讨和反思.法律是承载着特定目的的规则,就既有规范的目的实现而言,概念的模糊性、法律规则的独立性、抽象性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适法者的价值判断皆系阻碍法律目的实现的原因.克服这种因素以实现法律的目的就是法律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任务.理论和司法实践层面都应该作出有效反思.     

网络赌博犯罪初探--从赌博罪司法解释入手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赌博日益泛滥,危害严重,给刑法的适用带来一系列问题,最新颁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解决网络赌博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应从司法解释入手,结合相关刑法原理,对网络赌博的性质、刑法适用和国际刑事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规范.     

康德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哲学——三种解释的尝试

康德历史哲学的地位和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处在争论当中。以历史理性批判问题为线索,康德的历史哲学相关文本可以分为三类:自然理性的现象史、判断力的反思史和道德理性的建构史。道德理性的建构史代表了康德后期关于历史哲学的成熟思考,实践理性批判因此可以看作为康德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     

康德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

康德因以理性解释宗教而受到普鲁士当局警告,他在沉默数年之后公开真相,并集中讨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康德认为,政府为控制国民的思想而关注神学的学说,同时神学的根源不是理性,而是《圣经》,因此政府要求可以对神学学说有审核的权利。而哲学的根源是理性,理性是自由的思维,因此哲学是自由的,只服从理性的立法而不服从政府的立法。同时,由于神学在形成自己的学说时利用了理性,并且有真理的诉求,而真理却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因此,以理性为惟一权威的哲学还有权利、义务和自由对神学学说做出自己的评判。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知识作用规律的研究

知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具有基础作用,对主体具有优化作用,对其内容具有载体作用,所以必须重视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荒政之行政伦理与传统国家（State）公共价值生成——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就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所必需的＂制度设计＂而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如荒政——之所以是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之路径依赖,其根因即在于此类公共行政内在之行政伦理能够转换为公共价值。此行政伦理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传统国家能够生成公共价值及其官僚体制能依此价值实现演进之内在道德根据。在学理上,它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     

转型期农村基层司法的情理法之困——以农村家事案件为例

处于持续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已不复是60年前费孝通描述的乡土社会了,情理对于村民行为的规整作用趋微,适合于陌生人之间的现代法律未觅得合适的落脚之地因而法治力量尚不能彰显,基层司法在处理农村纠纷特别是家事纠纷时常常遭遇情理法摩擦的困境.在当前的背景下,破解农村基层司法情法困境的可行路径应当包括强化诉讼外调解效果和在诉讼中坚持法治原则.     

哈耶克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理性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笛卡尔主义的代名词,哈耶克不满"理性"和"理性主义"长期以来被其独享和滥用的局面,尝试和寻求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表述和在理性主义之前加修饰语的办法,从逻辑层面上将这两个术语加以提升,区分出滥用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有效利用理性的"进化理性(主义)",为自发生成的进化理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提防个体自由遭受源于建构理性的计划和极权主义的侵蚀。     

论刑法第338条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新刑法自实施至今已有7年光景,但实践中将严重污染环境行为作为犯罪追究的情况却非常少见,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究其原因,刑法第338条的立法缺陷不容回避.刑法第338条应修改补充为两款,对两种不同罪过形式的行为在罪名和量刑上加以区分,以充分体现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更好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论取保候审制度的诉讼风险控制

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非羁押性的刑事强制措施,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应分析诉讼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减少和控制这些风险,如构建严密的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确保取保候审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同时确保在取保候审情况下刑事诉讼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法外治理”:社区调解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控制

由于转型时期社区矛盾和民事纠纷的增加,社区调解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和秩序控制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社区调解源于传统中国乡村自治基于法外情理的民事调解,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被赋予新的涵义,它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法外治理,既强调法外的情与理的运作,又主张法、情、理三者的结合。与正式社会控制不同的是,作为非正式控制方式的社区调解,其社会功能不仅在于秩序控制,而且在于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其在社区调解中的角色正面临挑战,但是社区调解的变化本身也是居委会重建其自治功能的机遇。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以犯罪整合理论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整合各种犯罪理论才能做出较全面的分析,将犯罪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压力理论进行整合,用以分析其犯罪原因就是一种思路。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其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缺少家庭的关爱与正常教育,在其生活中缺乏有效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持,由于生存压力过大而导致的紧张和失范,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