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超越西方现代化话语的逻辑理路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当务之急是要对西方现代化话语进行彻底批判与反思。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文明根基和社会背景，是普遍主义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演化出的表现形式，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特性和殖民特征。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形成的关键在于资本与国力的合谋，深刻体现了西方国家物质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依托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理论超越。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竞选制民主、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环境保护超越资源掠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凝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形成了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解构、批判和超越力量，是一种更高形态的人类现代化话语形态。     

对话性中的语言哲学:巴赫金超语言观理释

对话性作为巴赫金超语言观的枢纽,贯穿于其整个语言哲学体系的始末;它构建于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中,并基于自身对话语实践中语境、话语等核心概念的认知以及对其所表征的社会实践中人的行为、生活与存在的理解。因此,巴赫金的超语言观隐蕴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也彰显了话语的社会性、对话性和存在性,从而开辟了语言现象研究的新视域。     

从奥巴马当选美总统看话语和权力再生产

本文从语言的角度，运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这一重要事件。选举过程中话语是最主要和重要的实践活动，所以当选总统不仅是政治事件，更是话语事件。分析认为奥巴马当选总统的原因在于他综合利用了社会资源、社会认知以及演讲策略，是话语生产和再生产了权力。话语与权力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美国的民主政治。     

话语、权力、责任:生态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之历史建构

话语、权力、责任是生态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心范畴.生态后现代主义通过对"主人"话语、"非共相主义"话语的批判,倡导人们建立具有生态智慧的"关系"话语形态;通过对父权制、权力游戏的批判,鼓励人们抛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传统的权力模式,使人人都成为宇宙过程的参与者而非主宰者;通过对传统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批判,确立责任价值在当今世界的重要地位.生态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中蕴涵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话语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拉克劳、墨菲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密切的联系,＂话语＂是理解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社会不是由经济决定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无中心的,政治是社会边界,是由话语建构的。拉克劳与墨菲把话语看成是不同群体争夺领导权及意义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斗争场所和斗争对象,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争夺话语,链接话语从而实现领导权的过程。     

网络舆论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话语危机及应对之策——基于意识形态与舆论的话语关联分析

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存在着阶级话语与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灌输式话语与参与式话语的话语关联,与这三个维度共同的话语关联之处即社会共同利益的契合,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是内在而不是外在的话语关联。在社会舆论时代,我们通过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实现了意识形态对舆论的话语主导,保持了二者的内在话语关联。随着网络舆论时代到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的原有话语关联发生了变化,造成阶级话语难以统领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被显性化网络情绪所"稀释"、灌输式话语遭遇参与式话语网络抗争等话语危机。对此,我们需要透过网络情绪把握社会现实以实现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效链接,需要依据网络舆情具体地把握共同利益、设置主导性议题影响全民话语,需要积极引导公众表达、讨论以化解参与式话语对灌输式话语的网络抗争。     

系统观念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三个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要求中强调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的守正创新，同时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提供了方法论遵循。以系统观念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要以辩证思维审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容创新与形式创新、“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以及国内话语与国际话语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战略思维对意识形态话语在社会系统的整体框架下作全局性统观，在话语要素层次的结构分析中作谋划；要以底线思维守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边界、思想边界和价值边界，从而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对社会生活的引领功能。     

话语的审视——论话语权、公信力和政策质量的应然联系

本文以一个批判的角度指出了理性主义模式对政治权利元持有者的藐视,又在公众立场上寻找话语权的出让、公信力和政策质量的内在逻辑,解释了政策过程中公共话语权出让的内在成因和必要性,我们顺着后现代话语理论的逻辑,通过对后现代情境特质的分析,声明了在错综复杂的公众话语源流中政策主体的话语审视的重要意义,以期为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提出一条可行之路。     

麦奎利的语言哲学简论

麦奎利在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逻辑实证主义对神学构成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语言哲学。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理论进行了批判，区分了语言与话语，提出语言的生命存在于话语情境之中，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话语情境中获得。他用现象学的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话语情境的构成要素，强调了话语中的人格方面，主张把语言作为涉及人的生存的一种基本现象来看待，在方法论上把语言分析和生存分析紧密结合，为寻找并理解神学语言的意义提供了线索，也为建构新的哲理神学提供了可能。     

价值基点、协同机制与精准译介：论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升

话语是观念权力与物质权力之间的媒介工具，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做好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是其中关键。在提升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过程中，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内在支点，以多模态的话语表达，形成中国特色的价值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还要链接各政治话语主体实现对国际话语霸权的突破，探索政治话语文本的社会共写来力避官方话语独白，从而形成有效的协同传播机制。此外，还要成为中国政治话语构建与流通的主导者，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政治话语精准译介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历史意识:价值、内涵和现实表征

历史意识是人们自我意识觉醒、自我认知深化的体现,对夯实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根基、拓展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视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历史观和历史思维是历史意识的根本,历史情感、历史智慧汲取意识和历史批判意识是历史意识的现实表征。推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需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指导地位,重视历史思维能力的提升,培育历史情感,增强历史智慧汲取和历史批判意识的自觉。     

身份理论视域下他者对“中国模式”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模式正在成为后冷战时期西方定义中国身份的一个重要话语,以西方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为代表的"中国模式学术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西方学术界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等维度建立中国模式与中国身份之间的关联,以简单而又有明确内涵的"西方中国模式"为中国定义身份。西方"中国模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及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认知图式和身份认同叙事。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构建中国的自我身份、解构西方叙事、提升解读中国道路的话语权等方面努力,不断增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正当性阐释,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自我认同、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     

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论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

1930年,由于历史语境的剧烈变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遭遇冷落的局面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通过对新语境中国民性改造主题的观照与书写,以及在"向上爬"小人物形象身上实现的社会和文化批判,宣示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这既是一种独立的姿态,又是一种给予民间大众话语的善意警示。     

德育观嬗变与德育话语更新

德育话语是德育思想的表征,应作为德育科学研究的基本客体。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对德育话语的研究。当前,对话与交流成为普遍趋向,对仍以“听话”为中心话语的德育来说,话语的更新势在必行。本文认为,随着德育观嬗变与新的德育观的建构,德育话语应走向交往与对话,话语的更新应考虑话语方式、话语内容、话语的语境语气等各个方面,力求反映德育观的变化。     

土地改革与村社话语空间的重塑

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以负载着宣教功能的新型文化活动替代传统乡村文化网络,实现了对象征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又借助重新定义、逻辑归罪等策略,将传统村社的道德话语纳入党和国家的阶级话语轨道中来,实现了国家话语与村社话语的良性结合。     

现代启蒙: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重新审视——兼论"启蒙与现代性"的关联

哈贝马斯创建社会批判理论的过程 ,就是他探索批判理论“规范性”的过程。在确定以“交往行动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为理论核心的过程中 ,哈贝马斯对于启蒙的思考经历了断裂、残缺和重建三个阶段 ,其中关于“启蒙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思想 ,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 ,并最终使他偏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维度。     

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唯物史观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超越

批判现代性困境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尚未形成充分清醒的认识。“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探讨最终陷入悖论，未能真正超越理性形而上学。与此相应，“现代哲学话语”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戏剧性的解读，以致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显得自我矛盾，难以理解。面对“现代性哲学话语”，必须澄清唯物史观视野内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明确唯物史观与理性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分。否则，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更无法走出“现代性哲学话语”现代性探讨的悖论。     

节俭的重新定义：文化话语与“抠组”青年消费实践

已有研究大多从家庭视角或消费文化视角探讨节俭行为的塑造过程，却忽略了传统与当代文化话语互动的作用。文章通过对16位“抠组”青年的半结构式访谈，借助“工具箱”理论对文化话语在“抠组”青年建构节俭理解及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传统节俭话语与当代多元文化话语共同作为文化资源，参与到“抠组”青年节俭消费的建构过程中。传统与当代话语间存在着融合与背离两种关系，不同关系塑造了不同的节俭理解和行为。研究也为进一步理解转型社会中消费行为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话语

司法裁判中经常出现法官运用道德话语来说服或谴责当事人,这既体现了法律实际运行的需要,也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共同调整社会生活的需要;但道德话语是一把双刃剑,在司法中,将道德话语作为法律话语的辅助性工具来使用,把握好道德话语使用的度,不走极端,才能使裁判获得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新闻的话语与话语的新闻——解读《作为话语的新闻》

作为公共话语的新闻,其结构既直接地与社会实践和新闻制作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又间接地与新闻媒介的机构环境、宏观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荷兰新闻传播学者托伊恩.A梵.迪克所著的《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以报纸新闻为蓝本,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新闻理论的话语意义。即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对新闻文本的制作和构建,另一方面是受众对新闻文本的理解和认知。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从两方面相契合的“新闻文本”出发,作者集中论述了“新闻的话语如何区别于其他的话语形式”和“新闻的话语为什么区别于其他的话语形式”两个问题,并且通过话语和认知结合的跨学科研究,突显了其对效果研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