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基的实学思想

近年来,在中国实学研究会以及一批实学研究理论工作者的推动与努力之下,"实学"的观念已广为学人所认可。一般认为,实学源于中国,中国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刘基的实学思想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文学经世理论包括诗歌经世、文作经世、经文经世三类,儒家经世理念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以"内圣外王"为追求的志业一脉相承,以"切于民生日用之常"为选题而类编的《多能鄙事》则是刘基实学思想的代表作。     

论清代文学之“为尊者讳”

实录精神和直笔手法是清代“事俱按实”文学的创作特色。除了这种追求历史真实的实录手法，清代文学对史学传统的继承还体现为“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清代剧作家表现出的“为尊者讳”手法既是基于封建社会文人重视教化的史学传统，又与清代特有的实学风气不谋而合。以《桃花扇》为代表的清代文学采用“为尊者讳”等春秋笔法，淡化儿女风情，探讨兴亡规律，体现了当时文坛风潮转向内敛的趋向。这种写作手法使清代文学具备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价值，有助于我们窥视当时的时代风潮。     

再论曹魏政治中的“浮华”问题

光武所倡尚"名节"之风在汉末已流为"浮华"之弊,曹魏政治中的"浮华"问题正是汉末以来士人阿当比周以求虚誉的继续,其目的在于影响甚至操控选举,"太和浮华案"正是魏明帝对此种势力打击的结果。"浮华"的表现形式为"清谈",齐王芳时期,曹爽集团起用"太和浮华案"中受到打击的名士为其变革力量,但最终触动了代表旧势力的司马懿集团,从而酿成"高平陵政变"。     

略论邓小平实践论思维方式对中国实学思想的继承

邓小平辉煌的业绩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展开的，他的一切实践活动和理论思维都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个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正是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实学原典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才构建起他恢弘的理论体系，才架起了从理论通向实践的成功桥梁。实学作为一种文化命脉，始终贯穿在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中，是邓小平理论思维的起点和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中国实学与实学思潮 什么是“实学”？所谓“实学”，是指宋代以后的“实体达用之学”。所谓“达用”是儒家“内圣外王”原则的运用。宋明实学家认为，只有将“内圣”实…     

清代汉口商业生活对文学发展之影响——兼论汉口文学发展研究的样本意义

清代的汉口已成为一座纯粹的商业巨都。作为其唯一经济基础和核心生活方式的商业生活对其文学发展必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着积极的一面:商业移民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大批生力群体,轻商传统激发了他们重视文教,商人们凭借经济实力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合城经商的汉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商业题材和一定的活跃思想。同时,这种影响还有着消极的一面,这方面甚至更为深刻:纷攘庸俗之风对雅致滋润的文学创作心境明显产生了干扰;轻商的传统观念导致文人不可能正确理解商业和商人,从而导致文人不可能正确面对和书写汉口人的生活;浮华的生活风气对文学的深刻性形成心理上的限制。这些状况基本上决定了汉口文学总体水平非常难有大的突破。     

论朱舜水的文学主张及其实践

朱舜水的文学主张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以实功、实用衡量文学的存在价值，倡导有益世教之古文，贬斥诗赋词曲；在日本传授作文之法也以古文功效为旨归；其古文创作大多为政论文与书简，控诉理学、心学的空谈误国，总结明朝败亡之因，以大量书简传达其实学主张。朱舜水的治学宗旨与学术思想对当时的日本及之后的明治维新影响深远，其古文理论对日本文论界也有一定影响。     

务实者必低调

干事创业，必以务实方能取得成功。故而，务实历来被提倡、受褒扬。我们党一贯强调务实，今天推进改革发展尤须坚持务实。那么，何谓务实、如何辨别是否务实呢？务实，简单地说就是讲求实际、不尚浮华。讲求实际，就是脚踏实地、注重实践、真抓实干，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尚浮华，     

郭嵩焘的湖南人“独立之根性”

近代湘籍思想家和外交家郭嵩焘之所以称为湖南人"独立之根性"的典型代表,是因为浸润着湖湘文化元素的家风和地方风气培养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精神,影响着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以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读书、为官、做学问。特别是他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最早将中国传统实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提出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师夷之长技",而且要师夷之根本政教制度、民情风俗的见解,大大超越了前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和湖湘文化向近代化的转换。     

论北齐文学思想——兼与《文心雕龙》文学思想比较

北朝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北齐。通过钩沉史料认为,杨愔、邢劭、魏收、刘逖、刁柔、刘昼、颜之推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见解,主要聚焦于文德论、文变论、文质论、南北文学批评鉴赏不同论等问题的评论。其中,文质论与北齐尚节俭重实用的社会风气紧密关联,主张以质为根本,文质并重,不可废弃辞调,但反对浮华文风;南北文风不同论和南北文学批评鉴赏不同论都是北齐文学批评的独特创见。北齐文学思想根植于北齐文学的创作实际,是当世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同时,又指导着当世的文学创作。将北齐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对比,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知南北文学思想之不同以及北齐文学思想之价值。     

丁若镛的天道观与18、19世纪韩国实学形而上学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朝后期实学的集大成者。茶山先生的天道观是其整个实学思想的纲领。其天道观包括天气之道、天然之道、天公之道、天帝之道等内容。茶山的天道观发展了先秦以来儒家关于自然之天、命运之天、神道之天的思想体系。茶山先生的天气之道讲天是气构成的,讲天的自然存在;天然之道讲万物自然;天公之道讲天无赐予之意,人因作为之德而得福禄;上帝之道则讲彼岸超越世界。茶山天道观是其所处时代实学思想的表征。东亚儒学的派生性在茶山的实学中得到集中体现,具有现代文化人类学意义。     

明代中后期出版管理失误初探

明代图书出版事业颇为发达,明初的黑口本可与宋元板相埒。即使在明代中后期,苏州、常州、金陵、湖州、徽州等地出版的图书,其质量也相当高。但就总的刻书质量来说,明代出版的图书不及宋元。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民间刻书风气变坏。表现为校勘不精,任意窜改和删节原文;装订不善,脱页较多;无用的序跋连篇累牍,甚至伪造古书。形成了一种“重经济效益,不重社会效益”的风气。     

间性审美风格与晚明文学现代性

晚明中国,作为载道文体的诗歌由宰制文学中心地位的滑落表明,传奇、小说等通俗文体业已勃然兴起。通俗文体不仅依托晚明蓬勃的消费文化广泛播散,而且,晚明文士将通俗文体抬举至与诗歌等量齐观之境,此种“以浮华代自制”正表现出颓废风格的原始之义。同构于晚明颓废的社会审美风格,以描写世情为主的传奇、小说等通俗文体,因晚明情欲社会的表达需要,其作为文人文化的表征亦使用音乐、绘画等多种审美形式,表现出具有间性之美的颓废文学审美风格。此种间性审美风格不断挑战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崇高审美风格传统,在文人文化的形式之美的极致性追求中,表现出晚明中国人与文的审美自觉,以及中国“生活美学”新的实践可能。     

树立科学发展理念 建设和谐纯正风气

俗话说：“带部队就是带风气”．风气建设是连队建设的基础工程、核心工程和灵魂工程。有了好的风气干起工作来就会得心应手、事半功倍，而有了不良风气做起事情来则会阻力重重、事倍功半。套用《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风气者，连队之大事，兵心之向，成败之基，不可不正也。在风气建设上，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科学的建设理念．防止和克服以下几种不良倾向。     

论朱元璋的选用人才

朱元璋于公元一三六八年建立明王朝后,采取许多措施革除元朝弊政,恢复和发展明初的社会经济,使明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这一切均与朱元璋的选用人才分不开。朱元璋选用人才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唯才是举”、“量才而用”。朱元璋曾对中书省言:“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棋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庾而盛斗筲”。并强调用人的关键在于人尽其才,量才而用。朱元璋说“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斫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为了真正做到各尽其能,以才用人,元璋主张选才用人条件不能太苛刻。他对负责选拔官员的吏部云:“良工琢玉,不弃小     

叔孙通——儒学走向庙堂的起点

战国相对自由的风气为各大学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儒学，更是一枝盛开的奇葩，耀眼夺目。叔孙通一生以贯彻孔孟之道为理想，他准确的判断力把成功之道演绎得炉火纯青，使儒术以守成的优势在汉代被接纳和实践，为日后的“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学贵力行

《弟子规》上说：“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意为学了圣贤的名言名句，如果没有去力行圣贤的教诲，只会增长自己的浮华之心，甚至养成傲慢无礼的态度，成就不了圣贤君子。孔子在《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习”就是要在生活中去练习，把所学到的东西不断地去实践。中国古人说，读书志在圣贤，读书贵在变化气质。目的也是使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最后成就圣贤人格。     

江山之助——荆楚文学的生成环境

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区域范围内的地理环境与传统人文精神的培育。荆楚文学也概莫能外。《礼记》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刘勰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师培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荆楚文学生成于先秦时代的     

淡然明志

心灵圣洁碧空晴．气平神闲山水静。滤除杂念弃诱惑．不尚浮华淡功名。沉淀深情志向坚．     

清初实学思潮与董子学

明清鼎革,学者们将汉族政权的灭亡归罪于晚明王学的空疏无用,因此纷纷讲求实学。学者们有的以史治经,有的在外邦传播儒学的经世精神,其中既有对程朱理学的发展,也有对理学的反思和批判,并要求反诸孔孟儒学的真精神。这些思想都具有鲜明的实学色彩,共同汇成了清初的一股实学思潮。实学与董子公羊学都有通经致用的要求,因此在清初,从官方到民间,许多有影响力的实学大师注重研究董子学,使得董子学在清初实学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位当代花鸟画大家与文人美学的精神对话

翻阅香港著名画家周天黎的画集,就如在读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诗歌,倪云林、八大山人的画作。其逸笔奇画,一腔正气、悲天悯人的激越情怀;其功力之深厚、艺术之凝练,实在令人惊奇、感慨。身处万丈红尘,面对社会风气一天天变得奢侈浮华的现实生活,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对绘画怀着如此绝对的情感、如此纯粹的艺术态度、如此强烈地表达着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她不是以娴熟的笔墨游戏人间,她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诚的灵魂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有时甚至在轻中蕴含着重,以饱蘸浓墨的冷艳之笔,解构历史的血腥与疯狂和求索生与死之间的深邃玄缘。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