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戏到"新戏剧":梁红玉本事的生态演变

对梁红玉戏曲本事的改编,经历了从民间趣味与文人情怀创作、从娱乐教化到政治宣传近代转变、从近代政治思想改造到现代问题探索等三个阶段。而在现代剧场里,梁红玉本事创作有了新的发展,通过梁红玉这个媒介而非其戏曲本事来实践自己的纯粹戏剧理论,即以梁红玉为纽带,在舞台上设置多重戏剧元素,让观众自行判断、组合与理解,其重点不在讲述故事,而是为舞台上纯粹的艺术表演提供演出脉络,让艺术以艺术自身的方式传达给观众。这既是戏曲本事的舞台生命现象,也是戏曲自身多样性生态发展的生命体征,发掘和继承这些生命体征,将有利于保护戏曲生长的多元化生态环境,促进其持续性生态演变与发展。     

伏牛山文化圈与五四以来河南作家的小说创作刍议——以徐玉诺、姚雪垠、阎连科为例

豫西南的伏牛山文化圈,既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三秦文化的影响,又有巴蜀文化甚或西域文化的基因,经过数千年的融合、积淀,形成了风气兼南北,语言杂汉楚的伏牛山文化。其多元、包容和开放品格深深影响了一代代作家的创作。五四以来的徐玉诺、姚雪垠、阎连科等现代伏牛山作家,虽然创作个性迥然有别,但他们的艺术理路却有着广泛的一致性：一方面,他们和本土民间（主要是农民）、本土艺术（古代文化、民歌、戏曲、曲艺）保持着血肉联系,自觉地或下意识中担当着伏牛山文化传承人的角色,在本土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伏牛山文化中固有的南北兼容、勾连东西的开放品格,促使他们在艺术上不固守自己的一隅＂领地＂,而是以宽广的艺术情怀,在走出大山后,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元素,大胆探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形式。     

由艺术的伦理化谈及伦理的艺术化──关于儒家“艺─德”学说的初步探讨

由艺术的伦理化谈及伦理的艺术化──关于儒家“艺─德”学说的初步探讨沈壮海儒家美学是典型的伦理化美学，其所谓艺术，也烙着抹却不去的伦理化印记。换言之，儒家所谓的艺术，是始终指向并深深地切入了伦理的。这一点，早已成为我国学术界不争的共识。以这一共识为基点...     

先秦儒家的政治道德理念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时期,儒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经纶天下的气概,积极探索着治国安邦、平治天下的政治良策。他们在建构自己独特的政治学说———伦理政治时,将"以德配天"、"亲亲尊尊"、"德治仁政"、"天下一家"等作为政治道德的核心理念。这些政治道德理念深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发展。先秦儒家政治道德理念有先天的缺陷和致命的弱点,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清初一个开封犹太人宗教文化身份的认同--开封著名犹太人赵映乘考述

开封犹太人从儒业举的士子在清初犹太人中已形成相对数量的群体,他们循儒之途中所尊奉铑的汉俗和儒家主流文化对犹太族汉化的影响至关重要.在这些犹太人儒家士子中尤其以赵氏家族中的赵映乘最具代表性,其影响也最大,所以对其生平的考述亦可作为分析开封儒家士子在犹太人族群中的作用.用方志记载材料可以分析儒家主流文化以及汉俗文化对开封犹太人族群的影响.     

金女真完颜氏祭祖初探——对泾川完颜氏的人类学调查

本文通过对位于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的完颜氏女真人后裔进行的人类学调查，对其萨满教祭祖仪式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一支仅存5000多人的完颜氏女真人在这片土地上以“守陵人”的身份生活了800多年，他们仍旧传承着古老原始的萨满教，信奉“祀神为先，敬祖为大”，作者从古老的萨满教祭祖仪式人手，窥见女真人渴望人丁兴旺，祖宗保佑，使得子孙后代不忘本的情怀。     

晚明商贾与戏曲的传播

晚明时期形成了"儒商兼融"特色的商贾阶层,当时戏曲的繁盛局面离不开这一阶层的传播作用。商贾们大量刊刻印行剧本为戏曲读本的传播提供了通畅的渠道;商贾们到处建会馆、修戏台、置家班家乐为戏曲表演创设了丰富多样的场所;商贾们"亦商亦贾""商而士"的独特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及对戏曲的浓厚兴趣改变了传统的戏曲观念,而他们的戏曲实践则更是推动了戏曲艺术的传播与繁荣。     

论清初经学复兴的民间性

清初经学的复兴由晚明遗老发动，他们弃科举，贬程朱，欲跨越宋学的藩篱，直达古圣先贤的本义。清初清廷用科举，宗程朱，与经学的复兴了无联系。清廷利用经史实学，救其科举人才空疏之弊。清初经学的倡导及影响发于民间、著于民间，而清廷对经史之学的提倡以及经史书籍的刊刻一定程度上助益了民间经学的发展。     

文化与生命的追问:焦虑的索尔·贝娄小说人物

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焦虑的.由于索尔·贝娄非常复杂的文化身份；由于文化、信仰、财富的发展不平衡性,焦虑情绪在索尔·贝娄小说中尤为突出.贝娄笔下的人物觉知到物质世界挤压着其精神空间,焦虑便自然而生.焦虑凝聚着对人性的追问、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生命的敬畏,经过焦虑的内心煎熬,实现对现实的妥协和自我感觉中的道德完善而得到解脱.     

山西古戏台

山西，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 祥地之一，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早在汉代，山西就出现了戏曲萌芽。到了北宋年间，山西各地到处活跃着诸如滑稽戏、影戏、歌舞戏、百戏、技艺戏等各种上戏，这些土戏在当时已是中国戏曲的雏形。到了元代，戏曲艺术日趋鼎盛，山西成了全国戏曲艺术的的中心，仅以元代戏台而论，现在全国仅存的六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晋南一带。如临汾魏村牛王庙戏台建于元至元二十年（公元１２８３年），东羊村戏台建于元至正五年（公元１３４５年），翼城武池村乔泽庙戏台建于元泰定元年（公元 １３２４年）等等。据《元史太宗…     

走近工人人大代表

在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队伍中，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代表历来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以工人阶级的执着信念和质朴情怀，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又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们走近几位工人人大代表，倾听他们真实的声音，感受到了他们美丽的心灵。     

用泥土塑造生命的艺术家

艺术的震撼力是无穷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欣赏罗丹的雕塑,与作者同深思、同哀乐,可以为作品的艺术魁力陶醉终日。看黄银成多姿多彩的戏曲泥塑,我获得了同样的感受。银成没有喧赫的声名,许多人并不熟知他,包括他的故乡内江。凭着对戏曲艺术的痴情,凭着30余年从事戏曲舞台美术的扎实根抵,他潜心创作的戏曲泥塑,却以独特的舞台戏曲人物形象,呈现独具个性的艺术感染力,而逐渐为海内外艺术界所赏识。     

中国古今文学作品中的亭文化探讨

亭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美的小品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它的实用价值减弱,观赏价值增强,开始成为文人墨客题咏的对象。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抒情传统中的离别意象之一,而且是小说戏曲中特殊的艺术情境。在艺术创造中,亭成为物我交感、天人合一的媒介,生命的思考和创作激情由此产生。而贯注其中的儒家入世精神,才是咏亭铭记的核心。     

青年群体的社会焦虑及成因分析

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转型,不仅扩大了人的自由,而且增加了社会风险和生活压力,造成以青年群体为主的严重的社会焦虑,这种焦虑集中表现在生存与发展、人际关系、身份认同和爱情婚姻等诸多方面。青年的社会焦虑不仅与他们相对宽松的成长经历有关,而且与社会转型时期大量的不确定性紧密相关。深入进行配套改革,强化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是缓解青年群体社会焦虑的有效途径。     

质朴和真诚格外宝贵

日前，本市闸北区场中路上一所敬老院起火，附近小区的装修工人朱宝贵和徐苗坤在第一时间翻越围墙冲进去救人，其中安徽来的朱宝贵师傅一个人就救出了6名老人。他们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广为传播，两名来自异地他乡的农民工兄弟也迅速地走进全市人民的视野。他们的行动深深感染着我们，而他们质朴的品行和真诚的情怀，更是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困境——以广西大新县壮村个案为例

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一侧,存在着大量中越跨国民族婚姻.这类婚姻直接导致了越南入境女性及其子女两类特殊群体的产生.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法律制度以及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排斥,越南入境女性及其子女在国家归属、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表现出复杂的认同焦虑.他们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认同困境,直接导致了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成员模糊身份和模糊意识的生成甚至蔓延,这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形式成因及嬗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形式的诞生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产生过重要影响。前之研究者对泼墨泼彩的诞生互有争议,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泼墨泼彩完全是对中国传统绘画中"泼墨"、"泼色"、"破墨"技法的继承和发扬,与西方艺术影响无关,另一种则主张泼墨泼彩的诞生是张大千融合中西文化艺术的一次汇演。实质上,泼墨泼彩的诞生及其嬗变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推进与流亡艺术家张大千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与身份焦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文化冲突与身份焦虑复调的结果。     

布依戏形成之管见

布依族有戏否?众说纷纪。布依戏怎样形成、源于何地?见解各异。 在中国浩瀚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如何认定一个民族的戏剧文化,我自感孤陋,不敢妄言。本文仅就布依戏源流及形成因素,谈一孔拙见,以求匡正。 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的提出和争议,首先在于对什么是戏曲,怎样界定戏曲的形成,在概念上、认识上存在着异议。 何谓戏曲?前人云:“‘戏’者,以虚中生戈;‘曲’者,音乐也”。王国维云:“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些定义,包容了戏曲的基本特征;以演员为中心,广泛地调动诗词、音乐、舞蹈、绘画等各项艺术和技艺的表现力,成为众体兼备的综合性艺术。 确定了戏曲定义之后,又怎样来界定戏曲的形成呢?我认为:凡最早具备了上述条件的剧种,就标志着戏曲的形成。反之,只含有某种戏剧因素,某种戏剧动作,只能视为戏曲的孕育或刍形;凡最能以复杂的故事情节,尖锐的戏剧冲突,鲜明的人物性格或艺术表现上高度     

冲击与觉醒——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重兴语境探析

随着冷战的终结,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再次席卷整个世界.与之相伴随.中国出现了重提用东方文化、儒家传统文化拯救人类未来,并从现代性走向中华性的设想,这种设想具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怀.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情怀的表达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强势文化扩张的冲击;世人无法摆脱现代性的焦虑;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利益的上升和强化;经济发展后国人文化自信心的增强等等,正是中华民族这种新的历史体验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     

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成长

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十五、六世纪，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而西方亚当·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亚当·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