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市场经济理论改革现代政府

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确立和选择的经济体制形式。传统的管制行政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鉴于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竞争经济和法治经济，因而，政府改革的目标应确定为有限政府、中立政府和法治政府。     

市场经济现代转型中的法治与责任政府

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诺斯"国家悖论"所揭示的两难困境告诫我们在充分利用政府作用的同时,必须对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和政府失责的负面影响加以防范.我国已建立了初级市场经济并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法治的确立.而法治下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责任政府,我国要顺利实现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有效保护产权,就要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是责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责任政府是法治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体现.责任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必须确立的政治基础.责任政府需要一系列制度构架确保政府对人民责任关系的确立.责任政府制度构架的基本方面包括:政府责任规范体制、政府责任履行的评价制度和政府责任的问责制度.     

由契约文明看法治政府的构建

建设法治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契约文明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现代法律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因而,对政府而言,法治政府的实质是用法律来规范政府的活动.契约文明的要求是构建法治政府.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取向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的构建是我国政府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变革。法治政府的构建应当建立在完备法律体系基础之上，行政权力也应在法律规范之内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政府的构建过程是法治化的过程，法治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也是法治化的过程。法治是廉洁的保证，是善治的前提。因此，法治政府的取向应当是使政府实现廉洁，走向善治。     

民主与法治:深化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

政府预算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改革以及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最终成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 实践表明,推进政府预算制度建设,必须与民主和法治建设配套进行。没有完善的民主体制与法治,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 意义上的现代政府预算制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民主与法治必须先行。     

诚实信用与政府法治

在民法中 ,诚实信用被誉为帝王规则 ,它要求当事人讲信用、守诺言。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实行法治 ,政府应依合法性原则从事有限和有效的行政行为。政府在给公民提供有限和有效服务的过程中 ,只有讲诚实、讲信用才能获得公民的真实信赖和高度信任。唯其如此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才趋于和谐 ,政府法治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也是政府自身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政府职能以及执法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突出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精细化、强力转变行政管理职能、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等措施加以改进,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法治政府建设刍议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法治政府，它必须依法产生、受法律约束、依法律办事、对法律负责。执政之要在于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坚持依法行政，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各级政府都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然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定位、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监督、行政责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时代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的多维审视

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指明了新时代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方向和路径。法治政府建设既是依法治国的重点与难点,也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应着力于全面从严治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展开。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指向

第一是体现了对改革系统性的追求。首先就改革目标理念来说，这次明确提出要将政府建设成为“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是在2003年政府改革理念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将对今天以至于今后的行政改革发挥统领和指导作用。其次就体制机构改革来说，围绕“转变职能，理顺关系，     

论大部制下政府业务流程优化与再造

各级政府如何适应中央大部制改革？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运用网络技术，根据公众的需求，打破传统的部门分工制管理模式，按照业务流程规律，进行优化与再造，形成面向公众的扁平式管理体制，以实现政府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步发展。     

顺应市场经济需要 转变政府职能

顺应市场经济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已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紧迫任务。本文论述了转变政府职能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提出了绵阳市转变政府职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及初步设想。     

论规制失灵及政府规制能力的提升

政府规制是行政机关依据有关的法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所进行的直接控制、约束或规范,其基本诉求是修正市场机制的先天性缺陷。规制失灵是政府规制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引致经济绩效与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包括规制制定失灵和规制执行失灵。原因主要有社会性规制匮乏与经济性规制过度并存;规制执行机构缺乏独立性,规制执行存在运动式的惯性,被规制者俘获规制者;规制规制者制度的粗陋性等。探讨规制失灵的对策,提升政府规制水平,有利于增强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合理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政府管理和干预经济的行为合理化，必须遵循市场基础作用原则、干预能力限度原则和法制化、程序化原则，同时要进行政府行为合理化的决策机制创新、实施机制创新和约束机制创新，科学地进行政府行为的绩效评估。     

经济转型期的政府职能与土地市场发育

土地市场的发育和繁荣与政府所提供的制度规则与激励是分不开的。但由于经济转型期政府职能的“缺位”与“错位”等问题使土地市场的发育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对经济转型期政府在土地市场发育中的职能缺乏规范的分析,对政府在土地市场发育中的职能认识不清是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经济转型期政府职能定位不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培育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应该在明晰土地权利、培育竞争主体、维护土地市场竞争秩序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供给以调控土地市场,从而维护土地市场的良性发育。     

中国政府与国企关系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企分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被确立下来，如何重新安排政府和企业在市场中的各自角色，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政企关系，成为改革的焦点，总结30年政企关系改革的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大部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服务型政府职能相一致的政府组织体制,是与西方地方自治前提下的中央地方权力功能性分立相一致的。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在实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应深刻调整中央地方的关系,协调与党的机构、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从决策、执行、监督相一致的高度设计,打破目前部门利益格局的权力运行框架。     

政通才能人和: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和谐社会是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政通才能人和,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而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Using the State for Change: Towards an Effective Labour Government

The capacity of the state to deliver transformativ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appears more limited today than since Labour was last in government. A future Labour government will therefore need to reckon with the challenges this presents when it comes to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the state to distribute power, wealth, and opportunity, effectively.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wo aspects of state power. The first is the ability of the state to enforce laws, and in doing so shape social and economic norms. With reference to past successes and failures, there is discussion of how laws and regulations could be made more effective. The second aspect is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it is possible and desirable to nationalise key industries. The case is made for a thorough assessment of the efficiency and efficacy of such interventions in the economy, especially when weighed against other policy prio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