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转包和抛荒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通过对温州和绍兴两市农地耕作情况的考察,发现由于受工商业与农业比较经济利益影响,民间土地转包现象普遍。但供大于求的现象突出,导致土地出现抛荒。当地政府为维持耕地面积和保证粮食生产,主要的政策措施是对荒置土地行为实行惩罚来强制农地耕作。通过经济效率和福利分析,本文的建议性结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自由转包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出现的土地抛荒是均衡的抛荒,政府对此应该顺其自然。 温州和绍兴都属于人口密集地区,农村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少。温州人均耕地只有0.36亩,绍兴只有0.59亩,都远远低于全国人均1.58亩的平均水平,也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若干问题的思考

近几年来,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很多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抛荒现象。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应运而生,主要有经济的、政策的、制度的等方面原因。据此,本文提出了治理耕地抛荒、促进土地流转的对策措施,以期优化土地流转的内外环境,遏制耕地抛荒,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率,进一步促进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     

着力解决耕地抛荒撂荒问题

<正>贵州土地抛荒撂荒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细碎化、陡坡化、老龄化、空心化。解决土地抛荒撂荒问题亟需从推进土地集中连片、开展土地整治建设、引进农业生产主体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来破解。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严守耕地红线是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贵州作为典型的无平原支撑、土地细碎化严重、耕地总量少、耕地质量低的省份,耕地保护更是面临着巨大困难。     

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与农地流转——一项实证分析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地流入方主体最为重要,是否存在相应的农地流入方,是决定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而影响农地流入方主体流转意愿和行为决策的则是农业外部经济条件。西部地区由于第二、第三产业落后,制约了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因此,在西部地区农地流转过程中,通过政府的作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提高农地流转规模,促进现代农业成长的关键。     

论我国农地的有效利用与规模化经营 --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

近年来,在我国农地利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短期行为严重;农作物结构不合理,单纯追求数量型扩张的农业生产增长受到农产品需求严重制约的问题.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进行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分散性的农地经营方式,它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我国农业的积累,使农业用地缺乏资金投入;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因此,要改变我国农地利用有效性缺失的现状,就必须坚持完善农地产权,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机制,转变分散的农地经营方式,走适度规模化之路.     

日本农地流动制度研究——兼谈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创新

日本的农地流动制度包括废除以往农地流动的相关限制、建立健全农地流动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激励农地流动、加强农地整治、培植农地经营的新型主体等几个方面.日本的农地流动制度理论主要包括:自由农地流动难以集中配置资源理论;最小农地规模理论;物权由所有权向使用权转移理论;农业调控理论.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应作以下方面的创新:逐步放开对农地流转的种种限制,为农地优化配置提供更大的空间;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降低农地规模化的交易成本;实行有利于农地规模化经营的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农地适度集中;扶植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经营体,培养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担当者.     

推进山区农地流转的对策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人口的流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情况不断出现并逐步发展。但由于受到农地产权不清晰、农地流转市场不成熟、农地流转经济基础不牢、农民狭隘保守思想观念等多种障碍性因素影响，山区农地流转量小势弱，仍处于自发、盲目、零星和不平衡、不稳定状态，农地“弃而不流”、“荒而不让”的情况客观存在。本文对如何有序地推进农地流转作一些思考，以就教于专家学者。一、明晰产权，确立农地流转的前提在推进农地流转的实践中，农地产权是一个核心问题。产权结构合理、主体界定清楚、…     

农地制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农地制度即为土地占有的方式和使用方式,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土地经营方式直接影响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方式和规模.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对社会经济结构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转变职能 线上线下双提升

正贵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解决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审批服务标准不统一、业务协同难、企业和群众办事成本高等问题,加快实现政务服务网与实体政务大厅服务能力双提升,让"跑一次"成为上限、"不用跑"成为常态,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乡村振兴视域下回流农民工就业的差异性分析——基于浙江、贵州农村的调研

回流农民工就业问题,对乡村振兴意义重大。调研发现,不同回流农民工群体特征不同;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条件不同,回流农民工的就业也存在着差异。从东部、西部回流农民工来看,就业状况明显不同。为促进回流农民工更好就业,应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西部地区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吸纳回流农民工;东部地区通过发展农村电商增加就业岗位;东西部地区切实考虑旅游资源可能带给回流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加强对回流农民工的实用技能培训;支持和引导回流农民工自主创业。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研究——以温州为例

文章以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温州市为例,选择608份农户调查样本,运用Logistic分析法,对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出意愿与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降低、中青年村民从事第二、三产业比例的增多等体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息息相关;同时,城镇近郊农地流出意愿低于远郊。村平均收入、农户年龄、文化程度、政府有无对参与流转农户补助购买社会保险等与农户农地流入意愿无显著相关性。而中介组织、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对农地流入意愿有显著影响。     

制造业剥离生产性服务业探析

在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的趋势下,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部分地区制造企业剥离生产性服务业进展相对缓慢,本文在阐述制造企业服务转型战略意义和趋势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和探讨了制造业推进剥离生产性服务业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进而从财税扶持、税收优惠、投融资支持、市场准入、降低剥离成本和商务成本、人才培养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以对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贸易开放、人力资本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面板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2—2015年30省省域面板数据,建立了以农村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研究贸易开放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产品进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农产品进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第一门槛值且低于第二门槛值时,农产品进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不显著;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农产品进口显著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农产品出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农产品出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影响;但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产品出口最终会促进各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     

农村发展渴求新型职业农民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谁来种地"、"谁来种粮"已成为农业健康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笔者在阳泉地区一些农村调查发现,这几年"洗脚上岸,背包进城"已成为农村青年的首选,留守农村的多是妇女、孩子和老人。由于留守农民力不从心,过去精耕细作、"见缝插针"的土地利用方式被广种薄收替代,抛荒、减少种植复数、粗放种植已成为普遍现象。事实上,留守农村、经营农业同样可以大有作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鼓励、支持农地向专业大户、     

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从农地的集体经营逐步过渡到家庭承包经营,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到农地经营权流转,中国的农地经营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流转过程中仍然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流转比例较低、流转合同签订比例不均衡等问题。本文以农民为核心进行研究,对反映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的农地流转情况、农业生产效率、农民收入、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析,构造了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评级模型,计算了2006年至2016年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综合指数。结果表明:农地经营权流转综合指数逐年上升,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逐年提高。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法制框架创新研究——以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指导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原有农地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提出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抉择。一方面,通过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稳定承包权,维系了农地固有的国家治理和社会保障的公法功能;另一方面放活经营权,容许经营权抵押,有利于释放农地规模红利,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土地基础和资金支持,满足了市场对于农地经济效用的私法功能追求。然而,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打破了原有的权利架构,分离后两权各自负载功能的差异,导致两权在归属不同主体时容易出现"两权角力,一权虚化"的窘境;而放活经营权,容许经营权抵押,则面临现行法律法规的阻碍和实践操作的难题。为实现两权有效分离,真正满足农民生存与发展不同层次的需求,平衡农地负载的公私法功能之间的博弈,需要在理论上对分离后的承包权与经营权进行现代化再造,重建农地流转制度,在法律与政策上给予本轮农地改革全方位的支持。     

蚌埠“一户一块田”发展模式研究

40年前,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同时也留下了农户承包地块农地零碎化问题。随着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水平提升,农地零碎化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农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影响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近年来,蚌埠市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前提下,通过试点,积极探索农地零碎化问题的解决途径,形成了"一户一块田"的经营模式。实践证明,蚌埠市"一户一块田"试点工作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不仅具有先期性,还有很强的时代感,为推进农业机械化标准化生产,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基础条件。"一户一块田"改革源于新一轮土地确权,是土地流转方式的新尝试,也是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深入推动"一户一块田"改革,必将带来农村的大变革和农业的大发展。     

闽宁镇移民的幸福生活

<正>进入新世纪,为了彻底改变宁夏南部山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将宁南部分山区不宜生产和居住地区的群众整体搬迁到沿黄灌区安家落户。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水平,尽早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生产性服务业与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关系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竞争力,在知识经济与信息化背景下,构建发达的现代生产服务体系为提升区域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我国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不强。因此,应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细化深化专业分工,鼓励生产企业改造现有业务流程,推进业务外包,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山区农民心中的“袁隆平”

东至县昭潭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储木阳,多年来始终扎根基层推广农业技术,让原本闭塞的山区农民切身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被称为"东至的袁隆平"。昭潭地区俗称东至"南部粮仓",地处南部山区。1977年,储木阳成为昭潭地区农民农技员,1994年被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