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警政建设中的警察权配置——以《人民警察法》修改为视角

法治警政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警察权的配置。警察权应当是行政权。正在进行的《人民警察法》修改,必须首先从本源上澄清警察权的法律属性,防止在感性主义指引下以警察权的辅助司法功能混淆行政属性从而出现不恰当的警察扩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警察权制度应当合理体现警察权的阶级属性、国家属性、民主属性和社会属性。警察权制度的重构应当重点解决国家警察与地方警察的合理分权、公共警察与"私人警察"的合理分权、普通警察与专业警察的合理分权、警察权适度扩张与限制收缩相结合四个方面的问题。     

论行政相邻权——以警察相邻权的产生、定位与行使为视角

警察权从来就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警察相邻权的视角探讨行政相邻权具有代表意义。警察相邻权是传统警察权动态演进的必然结果;警察相邻权是非警察权属性下的行政相关权力;从警察实务角度看,警察相邻权的行使需要从警察执法理念到警察执法手段的革新。     

警察权力研究综述

警察权是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学界对警察权也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对此,系统梳理当前研究成果,对警察权的定义、特征、类型、属性、职能及警察权的异化、运行和规制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提供参考方向。     

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冲突与平衡—一种公共管理的分析视角

警察权的行使与公民权的保障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警察权的行使与扩张必然导致公民权的缩小,公民权的保障与张扬又势必形成对警察权的限制.如何协调和平衡二者之间的矛盾,实现警察权行使与公民权保障的统一,是立法者和执法者都难以回避的问题.公共管理理论为我们化解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冲突、寻求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平衡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警察的定位与警察权的社会基础探析——以“社会契约论”为视角

社会契约论的产生,以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国家的起源和政治权力的来源,给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西欧带来了政治解放的曙光。警察权是政府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出发给予警察定位以及探讨警察权的社会基础,对于深刻认识警察权的权力归属,防止警察权异化具有重要意义。以此着眼,权利基础、合法性基础、契约基础、政治权力基础和法律基础是警察权的五项基础权利渊源。     

我国警察权的扩张与控制问题探讨

我国警察权是以行政属性为主,行政性和司法性二元融合的一种行政权。有权力必有救济,权力必须置于制度的笼中;但一味的分权、限权、控权是盲目的,会把本可以发挥良效的警察权视为恶魔。我国警察权运行目前处于扩张的状态,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控制。很多警察职权都包含了行政、司法双重属性,所以对警察权扩张的控制也应该是多元的、多举措的。通过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警察机关自身的控制,并针对警察职权的内容、职权所含权力性质的偏向加以控制,能够有效的明确我国警察权力的界限和内容,并更好的实现或补救公民权利,从而形成警察权和公民权两者和谐共处的关系。     

警察权行政程序规制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警察权兼具刑事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的二元属性。但在法律实践中,我国警察权更多的是体现在行政执法权这一侧面。当下,以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和保障私权利的享有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警察权行政程序规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对我国警察权进行行政程序规制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确立《警察行政程序法》原则、设计《警察行政程序法》规则以及设立专门的行政程序规制机构是警察权行政程序规制的主要内容,这将有助于构建有限型警察,进而能够防止警察权的不当行使。     

警察权是行政权

警察权是行政权。这是因为：1．警察权在国家权力谱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其权力属性;2．侦查权具有完全的行政权属性而不具有司法权特征;3司法机关所具有的行政权应予剥离。     

从治理理论看我国警察权的走向

目前,大多数对警察权的研究都从法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一个国家警察权的大小与其文明程度成反比例,但缺乏理论支撑。从治理理论探讨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得出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与民众博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分析警察权与警察职能的关系,强调新形势下警察职能的转变,从而推导出警察权的“四化”走向。将治理理论运用于法学领域,并用来分析研究警察权,不仅是法学理论上的创新,而且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警察权介入家庭暴力限度问题探讨

警察权是一种公权力,在介入家庭暴力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一方面家庭暴力侵犯了人权,是对权力的滥用,具有公共领域特性,警察权应当介入;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不同于一般暴力,其本身具有的私人自治特性又使得警察权不应当介入。要解决此矛盾,应作警察权有限介入的立法考虑,即警察权的介入要充分尊重受害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