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的思考——以“钓鱼式执法”为例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行政程序法》，现有的《行政处罚法》对执法取证的规定又过于简单，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空间偏大，导致执法部门频频“创新”，经常采取利诱等方式取证，并使取得的证据堂而皇之地成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为了有效消除类似“钓鱼式执法”现象，必须加强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建设，完善程序乃至实体上的法律规定。     

行政自制：“钓鱼式执法”的反思

“钓鱼式执法”产生的根源在于执法的利益驱动，这一事例凸显了行政执法主体的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克制行政执法主体的“经济人”身份所带来的负效应，行政自制理论的提出是一个崭新的视角。欲从行政自制角度实现“钓鱼式执法”的矫正，可以通过转变执法理念、培养行政伦理、行政内部分权、完善自我监督等具体路径达至。     

论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本文提出刑事执法的价值观要从专政工具论转向多元平衡论、正义观从偏重实体正义转向实体与程序并重、侦查观从查明事实转向法律真实、证据观从依赖人证转向强调可采信的社会证据,从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角度出发,力求为我国刑事执法制度改革提供理论资源和观念平台。     

法律真实性和形式合理性——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引发的法社会学思考

关注“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是西方现代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 ,尽管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从 2 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提上日程 ,但作为“发现真实”这一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 ,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司法实务上都难以实现满意的论证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事实”为起点 ,探讨法律真实性的内涵和著名法学家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学说 ,在考察法律实际运作状况的基础上 ,从法社会学角度探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论公安执法实践中程序正义原则的适用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了执法实践跨越式发展,但不能忽视法治化进程中执法规范方面仍存在的不足。程序正义理论期望以"看得见的正义"来实现价值,其被广泛运用到公权力行使的研究中,这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法治化背景相契合。程序正义原则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从该原则出发探究公安执法典型案例,更有利于直观、多角度研究公安执法实践,从而为执法实践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南,对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

笔者通过多年来对公安机关执法的观察后认为,当前公安办案部门的大多数民警对办案程序不能说是不懂,而是有时不愿或不屑去做,因而导致程序违法。这是一个执法理念的问题,是受“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影响的结果。本丈以行政程序为例,阐述了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以及其存在的基础:程序正义理论,旨在呼请办案民警能真正树立起程序意识,在思想上实现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转变。     

评解决“越闹越有”信访问题的法治思路

“越闹越有”的上访方式让政府头疼，但引导规范合法有序上访又让政府谨慎。法治化解决“非正常上访”容易陷入目的合理、程序正义、实体正义者相互纠缠之中，即目的合理应让位于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才能保障实体正义．实现实体正义则依赖社会法治的整体推进。     

“正义使者”舒显勇

在建始县有这样一位工商干部。执法时。因为他倔．有人戏称他为“愣头青”：监管上，因为他硬．有人戏称他为“一根筋”。但正是凭着这“倔、硬”的性格．他被老百姓称为“正义的使者”!他，就是建始县工商局消保分局分局长、建始县消协负责人舒显勇。     

论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

法律与正义密切相关，并紧随其变化而不断发展。由于传统民法与“形式正义”的困境，经济法及其所负载的“实质正义理念”得以产生。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以“有限自由”和“实质平等”为基本内涵，具体体现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调整方法和具体制度之中。其存在对经济法学和法学理论都有着重要意义，而其实现又需要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制作为保障。     

社会正义与公安刑事执法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公平正义密切相联的是法律，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公安刑事执法与社会正义相关，从严格执法、追求效率、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四个方面来看，社会正义对公安刑事执法有影响。     

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之刑事法治化探析

诱惑侦查的犯罪是在本来没有犯罪发生的情况下,由侦查机关“协助”实现的犯罪,在这里,立法者理性建构的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类型”化犯罪论体系与诱惑侦查下的这种“类型”外的犯罪在刑法自身和目的性运行上以及刑法的基本价值上就必然产生冲突;而且,与普通诉讼程序下的传统侦查方式不同,诱惑侦查一般是在“有罪的推定”(对某人有一定怀疑)下,所实施的犯罪前的侦查行为,其正当性受到置疑。刑事法治的建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治精神下的统一体,诱惑侦查下的毒品犯罪的刑事法治化,应在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下进行。     

浅论警察圈套的界定及其刑法规制

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引入警察圈套这一概念,对警察所实施的圈套行为还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警察圈套是指拥有法定侦查权限的国家司法机关,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在法定或特定情形下诱使侦查对象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特殊刑事侦查方法.警察圈套目前在我国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等问题尚待确定.通过对警察圈套的立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警察圈套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策略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试论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责任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是,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其合法性以及带来的法律责任问题产生争议,引起混乱。本文初步探讨了诱惑侦查合法性应当具备的主体、主观、客观、客体四个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诱惑者的法律责任问题。     

论贩毒案件的证据认定

贩毒案件证据就是指能够证明贩毒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取证比较困难 ,证据获取途径窄 ,为此 ,侦查机关在毒品案件中获取的证据有哪些能被法庭采用 ,从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就显得至关重要。笔者拟从一是目前贩毒案件证据收集中存在的问题 ;二是贩毒案件的认定 ;三是诱惑侦查在贩毒案件中的认定等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法律人类学介评

本文对法律人类学 ,作了纲领性的介绍 ,对其关于“非国家”的法律观、法律的一般特征、法律的发展、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多元、法律的功能等观点作了总结。作者结合近年来出现的“本土资源论”和“民间法”以及 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热潮对法律人类学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法律当作一个文化现象、重视“非国家的法律观”和“法律多元”问题、应该注重对法律的功能分析 ,为社会提供符合需要的法律资源和制度资源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论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诱惑侦查

对于诱惑侦查,目前学术界争议颇多,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也无明确规定,然而在我国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已被广泛使用。但由于缺乏法律法规的指导,难免会在实践操作中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予以规制。     

权力腐败及其制约机制

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制约机制有:以权制权;权利制权;以法制权;以德制权;高薪养廉,权力自律。     

诱惑侦查之法律分析

诱惑侦查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因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所以是非法的。对诱惑侦查应规定其适用条件。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刑讯逼供的制度性分析

刑讯逼供是侦查活动中的常见现象,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本文作者首先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然后从制度的层面分析了此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且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