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文章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遏压加剧,印度和俄罗斯对华政策中的冲突性因素可能增加,而欧盟则可能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改善与欧盟关系将导致欧盟采取对华疏远的政策,美国对印度的持续示好和拉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强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对华政策则不受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根据上述发现,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和加剧,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显现,甚至可能出现印俄两国同时对中国构成挑战的被动局面,欧盟则可能成为缓解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重要突破口.     

战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中的两党合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两党合作的实践。两党合作的对外政策指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内 ,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同另一党的某些国会领袖以协商等形式进行的政策制订过程 ,其目的是为了最高的“国家利益”而将对党派私利的考虑排除在外 ,并使政策最终获得总统和国会两党多数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合作始于创立联合国 ,并在此后确保了援助希腊、土耳其 ,马歇尔计划 ,以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成功。长期来看 ,两党合作的深层影响则是加强了冷战共识和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 ,并在本质上与美国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相抵触。两党合作的外交政策在短时间内看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但也蕴藏着危险。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菲中关系的发展及其存在问题

战后菲中关系的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60年代中期之前为冷淡和僵持阶段;马科斯执政时期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并有所发展;1986年以后,菲律宾注重对华经济外交,但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分歧。在第一个时期,菲律宾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与泰国当时的外交路线相似,即受制于冷战的形势和亲美反共的总战略。在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把对美关系作为菲律宾对外政策支柱的同时,菲律宾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朝鲜战争、东南亚条约组织等问题上积极支持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在处理双边事务方面,菲律宾政府严格限制中国大陆的移民…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禁运政策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为全面遏制思想所主导,因此,在欧洲盟国废除“巴统”管制体系中的“中国差别”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单独坚持对华禁运政策。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

当前,美国政策精英就美国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全方位、多元化的政策大辩论。"务实容纳论""接触合作论""反省妥协论""接触融合论""接触遏制论""遏制论"等不同认识在碰撞互动。美国决策精英正弱化以往对华接触与融合的政策基调,缓慢但却明显地推动对华政策朝着挤撞方向发展。美国对中方意图的习惯性误判、美中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差异、美国认定其国内问题的"责任在中国"等因素,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在此次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和大调整中,走出"领导陷阱"、学会"换位思考"、认清"戴维斯陷阱",将有助于美国理性地认识中国和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考察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本文认为,约翰逊政府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存在信息处理资源相对不足、中国问题专家地位偏低、决策层级脱节等特点,使得辅助决策层和基层职业外交官、政策分析家所提之建议不能及时准确地到达核心决策层。在能与总统直接对话的高级中国问题专家缺位的情况下,辅助决策层中国问题专家的政策建议容易受到地位更高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左右与压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变革。     

社会联盟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衰落的逻辑(1968～1989)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冷战时期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型。在此前的20多年里,由"冷战共识"推动塑造的自由国际主义曾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选择。然而此后,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开始产生日趋深化的分歧,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显然,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还是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无法就此种转型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冷战后期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及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均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研究表明,自由国际主义衰落的逻辑植根于此前塑造美国国内"冷战共识"的"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因利益冲突产生了内部分裂,这就导致两党在美国对外战略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日俱增,进而使得相应的国内政治过程从"党派合作"逐步发展为"合作—制衡"。最终,这一趋势为冷战后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而形成的"政治极化"格局埋下了伏笔。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从长远的发展趋势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将趋于弱化,一些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对国际政治变化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形成了有力的制约.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美国搞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减弱;全球化使两种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互渗透、交叉的倾向增强;多极化使美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意识形态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冲淡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吸取经验教训,在外交上淡化、超越意识形态,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同时对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也减弱了美国同中国搞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     

平衡中美与以印对冲：俄对华战略新动向

俄罗斯对华战略新动向,即在中美博弈加剧、中俄实力对比根本逆转之后俄对华外交的新态势。该战略动向表明俄希望以外交弥补实力不足,巩固和增强其在中俄关系中的主动性,拓展外交空间,与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进攻型战略不同。其政策表现为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外交,在保持中俄关系发展的同时尽力构建与美良性关系,既不与中结盟,也不联美制中;为弥补在中俄关系中的实力不足,以俄印关系对冲中俄关系,谋求在中俄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增强战略能力,使其在中美俄关系中更加主动。本文首先分析界定平衡与对冲概念,建立分析框架;其次分析能反映出俄对华战略新动向的精英言论、体现俄对华战略新动向之外交行为及战略新动向产生的根源;最后在对俄罗斯平衡与对冲战略的政策效应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因应之道。     

结构与单元--美国对华决策的系统分析

本文以系统分析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对华决策系统的结构和单元,文章指出美国对华决策系统是一种T字形结构,其单元包括总统、国会、思想库和利益集团,结构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而单元之间的互动使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起伏.     

美国应对外部威胁的战略传统与当前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新的阶段,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转向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美国历史上在应对重大外部挑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某些延续性的外交传统和战略逻辑。依照这些战略传统,美国在本土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两项核心国家利益没有受到根本威胁的情况下,只能在有限的战略空间中实施对华政策。美国当前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围绕国内改革和经济振兴进行,辅以干扰中国发展步伐、调整国际制度、为防范中国军事威胁做准备等。美国对华政策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中美关系仍存在转向全面对抗的可能,对此中国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把美国对华政策控制在良性竞争的轨道,为共存共荣的新型大国关系争取机遇。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未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确定性主要在于其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法;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于特朗普个人战略考虑转化为政府战略和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及其发展演变。这些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叠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短期内的对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