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大国战略竞争因其全球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走向和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因素.对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的研究因而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王浩指出,现有的解释大多着眼于体系层次,对国内中观层次变量的重视不够.基于此,作者将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指出不同时期美国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外交利益诉求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重组,从而塑造出不同阶段美国的对苏和对华的竞争战略.这种内外联动的视角不仅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对于我们把握未来美国对华战略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

文章试图在已有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做出新的考察和解读。该框架表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际体系压力干预下不断重组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进程以来,美国国内先后形成了东北部—西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不稳定多数联盟及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联盟均势四种社会联盟格局,进而导致直接决定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相应地呈现出"共和党一党独大""两党合作""合作—制衡"与"政治极化"四种主要类型。正是上述国内"政治—社会"机制的作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在实践中经历了从19世纪末现实主义主导的地缘政治扩张,到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复杂历史进程。     

美国两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论析

党纲是美国两党各自政策立场与倾向的集中反映,并能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此值得重视和研究。通过梳理和分析历史上美国两党党纲中所反映的对华政策后发现:随着中国自身实力不断提高及中美两国联系的不断加强,美国两党党纲涉及对华政策的频率在不断提高;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多数情况下与执政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倾向总体一致;美国两党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也大多具有共识;美国两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内容从根本上来讲服务于美国两党进行选举的国内政治需要。当前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倾向已出现重大转折,但民主党与其或有不同。关于两党在对华战略上到底有无共识,以及未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2020年美国两党将要发布的最新党纲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战略矿产资源国际体系均衡的政治逻辑

一国战略矿产资源的获得受到两种政治逻辑的影响:即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基于全球治理的规则逻辑。在地缘政治逻辑下,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的矿产战略布局、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及运输通道的地缘风险,是影响一国战略矿产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治理的逻辑下,战略矿产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它根源于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战略矿产治理体系的建章立制过程中,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本文分析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两种逻辑对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影响,探讨一国在面对国际资源体系时的四种可能的政治选择。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战略矿产资源及其均衡体系进行概念界定,对体系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体系变迁的两种逻辑进行理论梳理。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

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社会联盟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衰落的逻辑(1968～1989)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冷战时期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型。在此前的20多年里,由"冷战共识"推动塑造的自由国际主义曾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选择。然而此后,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开始产生日趋深化的分歧,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显然,无论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还是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无法就此种转型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冷战后期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及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均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研究表明,自由国际主义衰落的逻辑植根于此前塑造美国国内"冷战共识"的"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因利益冲突产生了内部分裂,这就导致两党在美国对外战略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日俱增,进而使得相应的国内政治过程从"党派合作"逐步发展为"合作—制衡"。最终,这一趋势为冷战后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而形成的"政治极化"格局埋下了伏笔。     

权力转移与风险态度——美国智库对华技术竞争的策略分析

由权力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则及体系的意愿和行为,较少讨论主导国当面对崛起国权力增长时,其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和策略.文章引入经济学的风险态度理论,探索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改变现有规则的倾向性(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美国精英对中国风险态度.其次对美国主流智库从2000到2020年所出版的共计301份有关中国技术发展的完整报告进行系统编码,通过编码数据来检验该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智库对中国发展技术背后的意图、两国技术能力对比、中国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三个方面的认知,会从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角度对美方的风险态度产生明确影响.然而,中国技术发展速度、自主程度以及政策优势,虽然对美方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关影响反而遵循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逻辑,同时也拓展了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理论,以及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章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关键性选举"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

本文在对"关键性选举"及其在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相关理论进行评介,并以此为分析框架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及其对美国政治进程和2004年大选的意义.作者认为,新政政党体制的解体使两党选民基础的社会和地理结构、选民的政党认同等发生了显著和持续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当今美国选举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短期因素在美大选中的作用增大和造成两党在全国性选举中势均力敌的格局.2004年大选仍将是民主、共和两党间一场实力均衡的较量,九一一事件及布什政府所进行的反恐和对伊战争使美国全国的政治议程和选举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次大选的突出特点是外交与安全问题成为选举的主要议题.从美国选举政治的走向来看,在近期和可预见的未来仍难以形成一党长期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格局.政党选民重新组合和政党选民联盟解体两种趋向并存将长期主导美国选举政治的走向.     

净评估与美国竞争战略

净评估是冷战时期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评估理论，对美国的竞争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评估理论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净评估具有独特的运行机理、基础模型和实施规则；国家竞争战略是关于利用竞争优势夺取竞争主动权的规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战后国家竞争战略出现变化。净评估从战略目标、竞争优势和战略路径等方面，推动战后美国国家竞争战略转型。净评估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竞争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苏战略竞争趋势研判、美对苏战略竞争目标判定、美苏战略竞争优劣势剖析、美对苏战略竞争路径选择等方面。净评估推动了美国赢得对苏战略竞争。美国竞争战略中的净评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重大的启示。     

编者的话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分支,地缘政治学曾被广泛用于解释和预测一国的对外战略和行为.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该理论中蕴含的冲突性及对地理因素的过分强调等缺陷日益明显,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在此情况下,学者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力图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加以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使之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大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及行为.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代表.曾向红、张少文运用批判地缘政治学理论,系统分析了美国的亚太战略从"亚太"向"印太"调整背后的地缘政治想象的变迁及其动力,程晓勇以美国提出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为背景,对美国核战略转型的动因、内容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解析和评估,以探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和美国核战略转型之间的塑造与反哺关系.以上两篇文章,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观察当前美国政府对外战略的形成过程,也对中国如何加以应对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开展多边外交以作为对同盟体系的补充,其多边外交具有高度选择性、浓厚的结果导向和特定功能性导向等偏好,难以达到多边主义外交的标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及少边主义的色彩更为强烈。美国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与多边外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同盟体系制约了开放、多元的亚太地区架构的形成,并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选项,在客观与主观上都制约了美国采取多边主义外交的可能。另一方面,同盟逻辑贯穿美国亚太多边外交的始终,它积极与同盟及伙伴进行"俱乐部式"的小多边互动,利用同盟体系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多边秩序并日益在多边场合划分阵营,对中国进行多边牵制与施压。     

中国多边外交在东北亚和平构想中的地位及其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外交开始强调多边主义.但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防御性的现实主义,多边主义只是双边主义的补充.这种观点在中国的东北亚地区和平构想中有直接表现.中国虽然主张在东北亚地区通过多边主义维持和平与稳定,但基本上认为在东北亚地区和平构想中,大国之间的实力均衡和双边主义是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六方会谈能否成为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美国的态度以及中美关系将成为决定性变量.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周边建构与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以澳美同盟为例

拜登执政以后，美国加大了对联盟体系的更新与建设，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日益依赖联盟体系推动其全球战略，盟友关于联盟的战略定位以及与联盟的互动正在成为影响美国联盟体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方面。当前，对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联盟管理、联盟困境与联盟转型三个方面，对于盟友的分析也多采用霸权国视角。文章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思想，结合源自中国的“周边”概念，通过对比陆权、海权等地缘政治概念，阐释了国家以我为主建构周边的过程，论证了周边建构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突出作用，初步探索了周边的地缘政治内涵。通过引入实力认知、历史记忆、美国介入以及战略时机四个变量，从中观的地区层次分析了美国盟友的周边安全建构对其联盟战略的影响。文章梳理了澳大利亚周边安全建构的历史，运用以周边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在《澳新美同盟条约》以及“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形成过程中澳大利亚联盟战略的演化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联盟战略研究中观地区层次的缺失，指出美国盟友的联盟战略主要围绕其对周边的安全建构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