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罪刑法定原则 废除类推制度

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除类推制度丁慕英丁泽芸我国刑法学界在修改完善现行刑法的讨论中，在是否废除类推制度并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其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近现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刑法基本原则，其现状可谓“方兴未艾如日中...     

类推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衰落与重建

类推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主要包括弥补法律漏洞和维护国家、社会利益。我国1997年《刑法》取消了有关类推制度的规定,其原因主要是对司法擅断的防范及认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我国重建类推制度是基于完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必要和规制类推实践的必要。在重建类推制度时应注意处理好其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和其价值取向的调和,重建的类推制度的内容涉及适用主体、条件和程序。     

我国古代刑法“比附类推”制度的发展与“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最终确立

我国比附类推制度可追溯于周代,随后各朝代均推行运用,但不同程度作了限制。新中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也规定了类推制度,但1997年刑法修订时废除了这一制度,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比附类推制度被废除,但这一思想仍然会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水火不容吗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是不同层级上的两个概念,从实证主义、刑法的机能以及我国刑法中犯罪的定义来看,两者都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法律类推制度必然导致罪刑擅断＂、＂与法律类推之害相较,宁取罪行法定之害＂、＂类推解释损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自由＂这几种观点都有失偏颇。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类推制度各有优势与不足,在刑罚适用过程中,应该能够使两者实现优势互补,并最大限度地克服两者的缺陷,从而使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得到充分发挥。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以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根据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复制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可以认定,“复制发行”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必然是互不包容的两类行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视为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属于类推解释。类推解释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刑法司法解释应避免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     

刑法适用中类比推理的系统检视——对“禁止类推”命题的反思

谈及类推,刑法学界普遍认可"禁止类推"这一原则。实际上"禁止类推"这一命题过于笼统和模糊,以至于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刑法权威学者对该命题持保留态度。刑法适用过程中的"类推"具有两种面相——作为漏洞填补方法的类推适用和作为法律适用基本方法的类推思维,前者应被刑法禁止,而后者却是刑法适用中无法禁止的推理方法。这两种类推之间的区别,实质上就是一种"度"的把握,而将"度"界定为刑法规范目的指导下的犯罪类型更具有操作性。另外,既然刑法中两面性的类比推理足以囊括刑法适用中的全部类推,那么摒弃"类推解释"这一充满争议的概念更为合理。     

刑法适用中类比推理的系统检视——对“禁止类推”命题的反思

谈及类推,刑法学界普遍认可"禁止类推"这一原则。实际上"禁止类推"这一命题过于笼统和模糊,以至于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刑法权威学者对该命题持保留态度。刑法适用过程中的"类推"具有两种面相——作为漏洞填补方法的类推适用和作为法律适用基本方法的类推思维,前者应被刑法禁止,而后者却是刑法适用中无法禁止的推理方法。这两种类推之间的区别,实质上就是一种"度"的把握,而将"度"界定为刑法规范目的指导下的犯罪类型更具有操作性。另外,既然刑法中两面性的类比推理足以囊括刑法适用中的全部类推,那么摒弃"类推解释"这一充满争议的概念更为合理。     

冒名处分不动产的民法适用

在冒名处分不动产行为的处理上,若认定合同无效则混淆了民法与刑法的界限,也不利于善意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该行为不属于无权处分,也不存在登记错误,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也不应直接适用表见代理制度;为维护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更不宜类推适用善意取得。采用类推适用无权代理或表见代理制解决这一类纠纷,是较为适宜的方法。     

冒名处分不动产的民法适用

在冒名处分不动产行为的处理上,若认定合同无效则混淆了民法与刑法的界限,也不利于善意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该行为不属于无权处分,也不存在登记错误,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也不应直接适用表见代理制度;为维护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更不宜类推适用善意取得。采用类推适用无权代理或表见代理制解决这一类纠纷,是较为适宜的方法。     

罪刑法定与类推的博弈——从一起审判案例谈起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未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尽管类推制度阻碍法治的发展,不利于保障人权,但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观念下,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适用类推。如何把握罪刑法定,避免有罪类推,是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重大课题。     

类比推理及其在刑侦中的运用

类比推理是一种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其结论虽是或然的,但类比对象的广泛性及本身强烈的探索功能使得它在刑侦破案中经常采用,特别在侦查实验中更具重大的使用价值。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最优化刑事政策体系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最优化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投入边际成本等于刑事法边际收益,达到净收益的最大。因此,过于严格的刑事政策和过于宽缓的刑事政策都是低效不经济的,只有建构二元刑事政策体系才是理智之选。所谓二元刑事政策,即为针对脱轨行为和犯罪行为采用不同的反应机制,结合具体情况确定采取社会反应或国家反应,充分发挥社会调控手段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既可降低投入成本,又可使刑事法高效运作。     

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评析

增设危险驾驶罪是在没有充分发挥行政处罚效用的情况下作出的立法选择,是没有理性分析民意的结果,因而立法的必要性并不充分。基于对刑法最后手段性的违背,危险驾驶罪的设立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危险驾驶罪的设立意味着投入高昂的刑法成本,而收获较低的刑法效益,因而违背刑法的经济性;危险驾驶罪的设立缺乏正当性。     

近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及其影响

以贝卡利亚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刑法学家的观点开创了大陆法系近代刑法的新思路,罪刑相适应、罪刑法定、刑罚人道主义等理念成为近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代表。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开始了近代刑法典的制定,并由此确定了近、现代刑法典的模式。大陆法系刑法的理论与实践还对拉丁美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     

论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尽管我国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立法规定相对全面，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刑事超审限问题普遍存在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学术界对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广泛讨论，引发了我国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废之争。刑事一审审限制度在我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应对该制度加以完善并建立综合配套制度，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论司法权的民主特性与现代趋势——以刑事诉讼为展开

有证据表明司法权的民主特性是人类早期社会的普遍规律。2005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以来,司法权的民主特性获得了进一步凸显,但实际上除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之外,司法权的民主特性并没有及于更大的视野。以刑事诉讼为例,无论是当事人主体地位与诉讼权利、律师辩护、刑事和解,还是社会公众参与司法和媒体监督司法,都应当是司法权民主特性的体现。将司法权民主特性做广义的理解,是对司法权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把握,有助于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和实现程序正义。     

对抗制要素刑事庭审模式下的非对抗性审判探析

1996年改革后的中国刑事庭审模式是在原来职权主义审问制基础上吸收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要素的混合制庭审模式,但改革的目标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实现,却呈现出具有对抗制要素庭审模式下非对抗性审判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对抗制庭审模式基本前提的控审分离、控辩平衡、审判中立缺失。实证分析具有对抗制要素庭审模式下非对抗性审判的现象及原因,有益于中国刑事审判模式的进一步改革。     

职务犯罪亚文化理论及其对职务犯罪防控的意义

自萨瑟兰1924年提出犯罪行为体系时对犯罪亚文化有所论及以来,犯罪亚文化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克洛沃德和奥林时已趋于成熟。然而,该理论从一开始似乎就是下层阶级的专利,很难见到用其分析中上层阶级的犯罪行为。因此,有必要把犯罪亚文化理论应用于职务犯罪领域,形成职务犯罪亚文化理论这一崭新的工具,来对职务犯罪进行解释,对职务犯罪防控提供指导。